對情節顯著輕微的大學生替考行為，作出不起訴的決定，體現了法律的嚴肅性，以及教育與懲戒相結合的原則。

　　福建泉州6名大學生因在一場自學考試中“替考”被抓。經調查發現，6名大學生都來自較偏遠的農村地區，家庭經濟困難，他們之所以替考，就是為了拿到200元報酬補貼生活費。最終，鯉城區檢察委員會認為6名學生係初犯、偶犯，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檢察院決定對他們“不起訴”。“不起訴”決定保住了六名大學生的前程，但是也有人提出了質疑：貧困大學生替考犯罪，就可以“為了前程”免刑嗎？“貧窮”難道是免罪金牌？ 首先，這種不起訴並不是“法外施恩”，沒有破壞既有法律的嚴肅性，仍在刑事訴訟渠道中，屬于檢察院正當的自由裁量范圍。《刑事訴訟法》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檢察院可以不起訴。就是説有一些行為雖然滿足了犯罪構成要件，但是因為情節實在輕微，沒有必要作為犯罪來懲戒。

　　2015年，在國家考試中組織作弊、作弊，被作為犯罪寫進了《刑法修正案(九)》中。但是，替考本身是一個典型的輕罪，《刑法》規定：“代替他人或者讓他人代替自己參加第一款規定的考試的，處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替考的最高刑罰僅是六個月的拘役，甚至可以單處罰金，而不用坐牢。

　　就像刑法學家貝卡利亞説的“刑罰的威懾力不在于其嚴酷性，而在于其必然性”。之前，對于國家考試作弊行為，因為沒有恰當的刑罰，導致“無法無天”；作弊入刑之後，懲罰作弊就有了刑法這個嚴肅的工具，作弊承擔刑事責任就是一種“必然性”，我們就不需要追求片面的“重刑主義”，非要追求極其嚴苛的刑罰，這不是成熟的法治社會的集體心態。

　　對這起個案來説，6個大學生是初犯、偶犯，替別人參加自學考試，得到的報酬不過區區200元，其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和那些組織作弊的人不能同日而語，刑罰當然應該有明顯區別；另一方面，這些大學生家庭貧困，犯罪情節輕微，所以，檢察院在綜合評價了犯罪的客觀社會危害、當事人的主觀惡性之後，認定“情節顯著輕微”，作出了“不起訴”的決定，體現了法律寬嚴相濟的精神。有理由認為，之前的刑拘等強制措施，以及移送起訴等司法程式，已對他們形成了必要的法治教育和震懾，也體現了法律的嚴肅性。

　　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咏明確提出了“將個案的審判置于天理、國法、人情之中”。刑法本身應該體現寬嚴相濟的原則。對情節顯著輕微的大學生替考行為，作出不起訴的決定，體現了法律的嚴肅性，以及教育與懲戒相結合的原則。□沈彬（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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