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還堅持著傳統的“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刑事政策。這種刑事政策對打擊一些團夥性犯罪，不無一些作用，但對于傳銷這種復雜的涉眾犯罪，並不太合適。

　　沒有什麼比戕害生命，更能凸顯罪惡的殘酷。

　　關于傳銷，每一次悲劇的報道，都能點燃人們心中的熊熊怒火。然而，伴隨著嚴打風暴的告一段落，這一活動往往又像幽靈般出現。盡管，1998年4月18日，國務院即發布《關于全面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其後又出臺了刑法修正案、司法解釋、行政法規，以及為數眾多的紅頭文件，然而，傳銷活動並沒有得到根本性糾治。

　　與瞬息萬變的現實相比，立法是一項相對滯後的工作。誠然，立法者也有超前的神來之筆，但基于人類知識和技能的有限性，總想要為一個未知的未來立法，就如同擁有“上帝之手”，其難度可想而知。大多數立法是對當下的立法，為了防備滯後，有的法律採取了立法抽象的對策，再通過司法解釋等“二次立法”，才勉強跟上現實的步伐。

　　傳銷手段的不斷升級，意味著立法、執法和司法應對，勢必困難重重。僅是一個“取證難”，就足以漏過為數不少的傳銷犯罪活動。

　　從認識層面看，“重拳出擊”已成為人們的共識。問題是，這個重拳究竟重到什麼程度？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增設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但是，與之前的非法經營罪相比，這個新設罪名的刑罰尺度並沒有體現“嚴厲打擊”的立法意圖。

　　現實中，傳銷活動所造成的犯罪後果之嚴重，遠超非法經營對經濟秩序的單一損害。很多時候，傳銷分子為了“深化效果”，往往還採取非法拘禁、故意傷害、綁架等犯罪手段，對被害人的人身和財産權益，實施赤裸裸的侵犯。在這種情形下，仍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處置，顯然打擊力度偏輕，難以體現罪責刑一致的刑法原則。

　　更不合時宜的是，對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還堅持著傳統的“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刑事政策。這種刑事政策對打擊一些團夥性犯罪，不無一些作用，但對于傳銷這種復雜的涉眾犯罪，並不太合適。

　　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明確，“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方予立案追訴。姑且不説“入罪門檻”過高，很多組織者為逃避打擊，故意壓縮規模、減少手下，或是縮小管理層級，採取“多點直轄”，造成“大魚難落網”的局面。

　　而對“蝦米”則有“網開一面”之嫌。對于那些屢教不改的傳銷參與者，根據國務院2005年頒布的《禁止傳銷條例》，不構成犯罪的，只能“責令停止違法行為，可以處2000元以下的罰款”。簡單的批評教育，不痛不癢的罰款，對被洗腦的傳銷人員，效果並不理想，仍執迷不悟，甚至繼續對抗查處的，並不在少數。盡管從社會危害性上看，有些參與者也已達到“入罪量級”，卻不能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更有姑息放縱之嫌。

　　目前，一場聲勢浩大的打擊傳銷犯罪行動，正在多地展開，打造無傳銷城市，也成為一些城市的宣傳口號。但是，從長遠看，還應將著力點放在立法上，讓滯後的“刑法”“禁止傳銷條例”等法規盡快跟上現實的步伐，壓過傳銷犯罪的氣焰。如此，來一場與犯罪活動的馬拉松，才能不讓類似悲劇屢屢刺痛人們的雙眼。（歐陽晨雨）

【糾錯】

責任編輯： 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