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相穎為記者展示當年手繪的寶頂山摩崖造像圖。本報記者劉恩黎攝

　　6月11日，游客在重慶大足石刻景區參觀。新華社記者唐奕攝

　　本報記者張桂林、朱高祥、劉恩黎

　　1000多年前，大唐王朝西南的一處偏僻山嶺中，石匠們攀援在險峻的崖壁上，金石撞擊間，響起了大足石刻第一聲開鑿之音。

　　光陰流轉，近400載斧劈刀鑿，5萬餘尊造像、10萬餘字銘文破石而出。源自印度的佛教石窟藝術，越西域經敦煌，過雲岡、龍門，而後由北向南，融匯釋、儒、道，集大成於此，造就獨具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世界石窟藝術的殿堂……

　　80餘年前，梁思成於西南山野中尋訪大足北山、寶頂山石窟，並在幾年後將大足石刻首次介紹給國際學術界。在此期間，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以及楊家駱、顧頡剛等15位專家學者組成考察團，首次對大足石刻進行了系統的科學考察，評價其“可繼雲岡、龍門鼎足而三”，“實與發現敦煌相伯仲”。

　　48年前，一個名叫郭相穎的年輕人，懷揣着“只準住北山”的調令，隻身爬上大足北山，開啟了一場“護石”修行。

　　誰能想到，這一程，一走就是近50年；

　　誰能想到，這一人，付諸大半生護送大足石刻走向全國、全世界……

　　數十年來，大足石刻“五山”之上前來參觀的游客絡繹不絕，人們坐在郭相穎幾十年前種的柏樹下納涼，望著靜臥崖壁之上精美絕倫的造像，感受跨越千年的華夏過往。

　　“我們在前人的肩膀上長大，也要讓後人站在我們的肩膀上長大。”郭相穎説：“搞文物工作的人不僅要考慮現在，更要想將來，要讓子孫後代看得更久一點、更遠一點。”

　　與“石刻”結緣

　　到達大足石刻研究院，已近下午時分。

　　穿過大樹錯落的院子，一棟二層小樓映入眼簾，透過窗戶，隱約看到一老人正執筆作畫。

　　拾級而上，進入書房。房間並不大，一張長桌格外顯眼，筆墨紙硯整齊擺放，幾乎佔據整面墻的書櫃上裝滿了書籍和資料。

　　見我們來了，郭相穎放下手中的毛筆，同夫人一起熱情招呼起來。高大靈活的身板、一口高亢嘹亮的川音，儼然不像86歲高齡老人的模樣。

　　“現在常有記者來我這裡，你們來我很高興，對我個人來講，過去的事都不太重要，希望借你們的&&講述文物保護的重要性。”老人的話語樸實直率。

　　青年時期的郭相穎曾是一名小學教員，因熱愛繪畫，他時常幫文化館的美術老師畫宣傳海報。

　　1974年初，機緣巧合，當了十年“教書匠”的郭相穎經文化館的朋友介紹，赴大足縣文物保管所工作，那年他37歲。

　　彼時，大足石刻雖已名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依然寂寂無聞，連所在省市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大足有這樣一份瑰寶。

　　因石刻所在的區域山高地遠，生活清苦，組織上擔心新來的郭相穎當“逃兵”，在調令上特意用括號圈起五個字“只準住北山”。

　　果不其然，上山後，周邊農戶聞訊而來，郭相穎聽到最多的問題便是：“你教書教得好好的，為啥子要來守菩薩？”“你是不是犯了什麼錯誤？”“你的工資是不是降低了？”面對誤解和詰問，郭相穎並不多做解釋。

　　真正的困難還是山上的生活不便。“考驗的第一關就是缺水，早上洗臉的水，存着晚上用來洗腳。”郭相穎説，山頂上水貴如油，就盼著哪一天下了雨，能夠在附近挑一兩百斤水上來。

　　起初，郭相穎的工作就是看守，每天在文物區裏巡視一圈，防範破壞與盜竊。但這並非清閒活，遇到打雷下雨，需一整天才能巡視完畢。夏季，墨蚊漫天飛舞，稍有停留便爬滿手臂，“咬得心慌”。

　　但上山沒多久，面對一龕龕精美的石窟雕塑，一直喜歡繪畫的郭相穎很快將“清苦”二字拋在了腦後，“旁人可能不理解，儘管生活苦，但我覺得能與非常高貴的藝術品為伴很是幸福。大概花了半年時間，我就把生活安定下來，自己打井、種菜。”就這樣，一人一山，與“石”結緣。

　　“一開始只覺得這些石刻技法很高超，後來隱約感到這些石頭人有厚重的歷史文化印記。”時間久了，郭相穎開始對石刻“刨根問底”：這些石刻是什麼年代鑿的？背後有些什麼故事？

　　縣文管所保存的兩本舊書——《簡明佛學辭典》《佛學大綱》，成了他解開石刻背後文化密碼的“鑰匙”。“那時候沒有老師，又沒有電腦，非得自己去找書不可，不像現在隨便在網上一查都出來了。”郭相穎回憶道，他在北山的前十年，為今後的保護工作奠定了關鍵基礎，“寫文章也好，搞考古也好，對外宣傳建設也好，都得益於那段時光，我至今還保留着記筆記的習慣，連看電視都要做記錄。”

　　為“石刻”辭官

　　與青燈古佛相伴的日子格外寧靜，但大山之外，時代的腳步已然打破羈絆，改革開放開啟了文物保護工作的春天。

　　1980年，國家文物局啟動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建檔工程，其中一條就是要有圖像資料檔案。當時的大足文管所沒有照相機，也沒有專業測繪人才，郭相穎自告奮勇，決定採用最原始的繪畫方式，為大足石刻建檔。

　　缺少測繪儀器，木尺便是丈量工具。郭相穎説話間從墻角拿出了這塊“久經沙場”的“老戰友”，“看看，都磨圓了，像個木塊。還有就是一個20米長的皮尺，中間都是斷了的，我把它接起來用，這些就是我的法寶。”

　　丈量大足石刻，是體力活，也是腦力活。郭相穎白天測量，晚上藉&煤油燈畫草稿、描圖。燈下長期伏案，他的鼻孔都被燈煙熏得黑亮，直到後來換成有燈罩的油燈才有所改善。

　　測量時，遇到較高的石像，20米長的皮尺不夠用，郭相穎就在繩子上套布條，紅色代表一米，白色代表半米，以此進行測量。

　　冬天頂着陰冷入骨的寒氣測繪；夏天伴隨着夜鷹孤獨的叫聲，和驅蚊的蒿煙度過一夜又一夜。

　　兩年多後，兩版共長達40余米、畫了上萬尊造像的長卷問世。為何是兩版？“第一版我覺像工程圖一樣，太單調，不好看。後來加上了環境重繪了一版，看上去就生動了。”郭相穎笑着説道。

　　1984年，郭相穎調任大足縣副縣長，分管文化、旅游、宗教等工作。“老實説，我當時真捨不得離開石刻。”郭相穎説，不過，這樣的分工也有利於從更高層面推動協調大足石刻的保護和利用。

　　“捨不得”三個字不是嘴上説説便罷了。幾年後，郭相穎做出了一個令人費解的決定——主動提出回到大足石刻繼續修文物。他向組織懇切地説：“找一個副縣長容易，找一個熱愛文物事業的人難，把我放回去，於公於私都有利。”

　　1990年，郭相穎重回大足石刻。當時，大足縣文物保管所仍是一個科級單位，人才奇缺，加上工人總共只有十幾人。

　　“基礎太薄弱了，不適應對外開放的形勢，不利於石刻宣傳保護，必須升級重組。我就向市裏要求，把機構的級別提高一下。”同年，郭相穎獲批拿到60個名額指標，正式組建縣處級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郭相穎為首任館長。

　　助“石刻”申遺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産名錄》，成為繼敦煌莫高窟後中國第二處石窟類世界文化遺産，至此也奠定了“北敦煌，南大足”之地位。

　　“我這輩子都忘不了那一刻！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電話亭打國際長途報喜，當時我熱淚流淌，握着話筒的手不停發抖。”時隔20餘年，回顧當時的情景，郭相穎仍舊激動。

　　這一戰，他準備了近10年。

　　郭相穎任副縣長期間，一個問題開始困擾着他，當時省、市、縣經常提出“努力使大足石刻走向世界”，但是怎樣才算走向世界？

　　當時，隨着大足石刻的開放，國內外游客逐漸多了起來。國內外專家學者也接踵而至。大足石刻逐漸有了名氣，但離“走向世界”還有不小的距離。

　　1987年，郭相穎在與國家文物保護研究所工程技術人員的閒談中，第一次聽到《世界遺産名錄》，並得知1986年國家文物局在擬排申報世界遺産預備名單時，已將大足石刻列入。他激動萬分：“我心頭高興啊，這就是走向世界的路子！”

　　然而，申遺談何容易。

　　首先面對的是幹部和基層文物工作者的觀念障礙。彼時，我國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的僅有故宮、長城等為數不多的知名歷史文化遺産，石窟類文化遺産方面，唯有敦煌莫高窟。當地領導幹部多不主張申報，“雲岡、龍門都沒申報，大足石刻尚不成熟”，加之財政緊缺，難上加難。

　　“我的思維恰恰不一樣，正因為我們不出名，更要努力走在前頭，現在證明我那個想法是對的。”郭相穎激動地説，為此我走訪調研了敦煌莫高窟、雲岡石窟、天水麥積山……中國主要的石窟我都去了，經過對比，我認為大足石刻特色鮮明，凝結儒、釋、道精神和中華民間文化於一體，寓宗教教誨於生活場景之中，可謂石窟藝術中國化的集大成之作。

　　“一股不服氣的勁兒涌上心頭，就是這股不服氣的勁兒成了我的動力！”郭相穎説。

　　有一天，郭相穎想到一個“妙招”。他對縣裏的領導講：“搞申報就要整治文物保護區的環境，完善功能，這樣對文物和發展旅游都好，就算申報不成功，錢也沒白花！”漸漸地，越來越多的領導開始支持他的想法，&&將舉全縣之力開展申報工作。

　　廣泛的宣傳也讓群眾對申遺環保搬遷工作予以理解和支持。18個單位125戶居民為保護文物搬遷，保護範圍內臭氣熏天的水池、雜亂的攤位、污染嚴重的豬圈全部得到徹底整治。

　　歷史性的時刻終於到來。但評審當天，現場發生了一段插曲。

　　由於申報文本和播放的幻燈片，不足以展現大足石刻的分佈和規模，加上語言理解上的差異，在場專家疑問很多。眼見審議受阻，郭相穎急中生智，拿出了大足石刻手繪長卷的文本資料。“我説這個圖都是我親自畫的，他們一下子對我有點尊敬了。”經討論，現場專家得出一個結論：大足石刻不僅藝術水平高超，而且規模宏大。

　　申遺成功需滿足六個條件中至少一個，而當時的大足石刻一口氣滿足三個條件，高分當選：大足石刻是天才的藝術傑作，具有極高的藝術、歷史和科學價值；佛教、道教、儒教三教造像能真實地反映當時中國社會的哲學思想和風土人情；大足石刻的造型藝術和宗教哲學思想對後世産生了重大影響。

　　“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主動去做的，從未想過敷衍。繪製長卷的初衷是為了完成‘四有檔案’。申報世界遺産，這個長捲起了很大作用。”郭相穎淡淡地説。

　　讓“石刻”重光

　　“最近我看到一些關於文物修復的文章，把嚴重病害、老化的文物修復一新，有些專家有不同意見，但我覺得這就叫煥發新生。”郭相穎翻閱着雜誌內容告訴記者，搞文物工作的人不僅要考慮現在，更要想將來，要讓子孫後代看得更久一點、更遠一點。

　　這種傳之後世的遠見，在大足石刻得到了充分體現。

　　位於大足石刻寶頂山區的千手觀音，開鑿於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間，是我國現存最大的集雕刻、貼金、彩繪於一體的摩崖石刻造像，被譽為“世界石刻藝術之瑰寶”。

　　時光荏苒，進入21世紀，歷經800多年的千手觀音造像在經年風侵水蝕下，病害頻發。2007年，這尊金身佛像手指掉落，搶救保護刻不容緩。“修復千手觀音的想法，實際上我早在幾十年前做館長時就在考慮，當時也向領導做過匯報，但由於時代文保理念所限、技術所限，一直處於被‘屏蔽’的狀態。”郭相穎説，好在我們如今身處一個好時代！

　　2008年，國家文物局正式啟動該造像搶救加固保護項目，並將其定為全國石質文物保護“一號工程”。

　　這一修，就是8年。

　　“該不該貼金，用什麼材料貼金，該不該彩畫，用什麼工藝和材料彩畫，哪些舊材料和新材料可以用……”郭相穎説，8年裏前5年基本上是統一思想和技術標準。其間，已退休的郭相穎作為研究院專家，多次參加論證會，交換意見。

　　當時，千手觀音共發現石質胎體風化、貼金層開裂、彩繪脫落等各類病害34種。如此大規模、綜合性的石質文物修復，沒有先例可循，為此專門匯聚了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等10多家文保、工程單位近百名專家和技術人員會診，X光探傷、紅外熱像探測、三維視頻顯微鏡觀察等現代科技在大足首次用於石質文物修復；為了完美修復“千手”，保護團隊先後完成1032張調查表的填寫和20000余張現狀照片的拍攝，收集約35000個數據，分門別類施策，逐一修補。

　　經過近8年修復，投入各類修復材料約1噸、金箔44萬張，2015年6月13日，歷經800多載滄桑風雨的千手觀音金光重現。

　　“我特別欣賞現在所提的‘文化自信’，這對增強民族自信非常重要，鼓舞人心。”郭相穎説，文物是我們人類社會的第二歷史課堂，萬幸，文物事業恰逢空前的好時機。

　　“從事一行專業，職業道德、職業技能、職業感情都是在職業實踐中實現的。開始我也並沒有那麼喜歡大足石刻，後來卻把它當成了我的命，這實際上都是在長期的孤獨中積累起來的。”郭相穎説。

　　墻上的時鐘嘀嗒作響，採訪快結束時，已近傍晚。

　　窗外樹影婆娑，幾縷夕陽灑在茶杯上。郭相穎的夫人笑着説，你看看，一杯熱茶硬是一口沒喝。

　　半生一覺石刻夢，圓夢兩鬢已成霜。“他對大足石刻的感情仍然熾熱，他勇於求索的精神仍然飽滿，他追求人生理想的腳步仍然豪邁。”面對恩師，大足石刻研究院現任院長黎方銀如是寫道。 （參與采寫：張文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