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昆明，雲大附中舉行“小升初”測評考試。在考場外，“小升初”補習學校的老師也來為學生助威，畢竟“小升初”考試成績直接影響著補習班下一屆的開班招生。視覺中國供圖（資料圖片）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賈男是一名小學生的母親。孩子上學後不久，她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目前國家實行義務教育階段免學雜費政策，按理説，相比高中和大學，小學和初中上學不用交費，家庭教育支出應該是最少的，可是隨著孩子年級的增加，她自己和周圍的很多家長在義務教育階段的投入反而越來越多。

　　如果説，為使子女在基礎教育階段獲取相對優勢地位，家庭具有強烈的校外教育投資動機，那麼，隨著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意見》的出臺，我國不斷加大義務教育階段的公共教育投入，2014年全國普通小學和初中的教育事業費支出、公用經費支出增幅均高于普通高中、中等職業學校和普通高等學校的相應增幅。

　　這位勞動經濟學者又開始算另外一筆賬——為了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國家對教育的投入越來越多，這是不是意味著家庭的教育支出可以減少了？

　　帶著疑問，賈男和她的博士研究生劉國順，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的資助下，就這個問題展開了研究。仔細分析了中國教育追蹤調查基線調查（2013～2014學年）數據庫提供的4萬多份問卷——它們以初一和初三年級為調查起點，在全國范圍內隨機抽取28個縣(區)112所學校438個班級的樣本，最終有效樣本為19487名學生、19007名家長、1412名老師和112名學校負責人，賈男和劉國順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生均公用經費最多或最少的地區，家庭校外學習班參加率和支出更多。而在生均公用經費向平均水準趨近的地區，家庭的校外學習班和補習班的參加率和教育支出都是下降的。

　　校外教育補習服務已成生活必需品

　　賈男和劉國順的研究把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資分成兩類：一類是購買課外書籍、學習資料、學習用品等；另一類是參加校外興趣班和補習班（以下統稱為“校外學習班”）。其中，校外興趣班主要是指藝體類的培訓，常見的有樂器、舞蹈、聲樂、美術、球類、棋類等，校外補習班主要是指與校內主科學習一致的學習班，包括閱讀、作文、奧數、普通數學、英語、物理、化學等。“在這兩類教育支出中，校外學習班更為正式，也是校內教育的‘影子教育’。”賈男説。

　　“影子教育”成了家庭教育的最大支出，它的“面積”顯然也在不斷擴大。北京大學一位學者通過對2012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分析發現：2012年，我國義務教育階段校外教育參與率總體為24.6％，其中，城鎮為55.5％，部分較發達省份達到73.8％。

　　賈男和劉國順的研究則顯示，這一比例在逐漸增高。在他們調研的2013～2014學年，29.74％的初中生參加了校外學習班。其中，13.11％的初中生參加校外補習班（主要是數學、語文、英語），3.35％初中生只參加了興趣班，還有10.01％的初中生同時參加了校外補習班和校外興趣班。

　　在他們的調查中，校外教育支出的平均值為1226.11元，其中支出最少的為每年零元，支出最多的達到每年9萬元。“校外教育補習服務已不是‘奢侈品’，而是一種生活必需品。”賈男説。

　　“事實上，我國義務教育階段的校外補習現象已非常普遍，甚至形成了支出競爭。”賈男説，這使得家庭在是否參加校外學習班和補習班的決策上猶如陷入“囚徒困境”——學與不學都是進退兩難：學了之後也不知道是否對孩子有好處；不學則是對孩子不負責，畢竟，其他孩子都在學。

　　富裕或貧窮家庭的校外學習支出費用相對更多

　　經濟發展水準越高，學校維持師資力量和保證學校正常運轉的支出也更高。他們的研究發現，2006年實施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新機制”使地方教育經費被固化于既定結構中，弱化了地方對教育經費使用的自主決策權。這使得學校經費與學校管理的關係脫離于地方當期的經濟水準，經費的充足與否並不會因地方經濟水準而有明顯差異。同時，在社會經濟、財政和教育財政相同的情況下，學生規模越多，地方政府的生均公共教育投入水準越低；而在義務教育完全普及的情況下，地區的學生規模和經濟水準並不直接相關。

　　進一步研究後，賈男和劉國順發現，家庭的校外學習班參加率和支出都隨生均公用經費的增加呈“U型”分布，即先降低後升高；增加生均公用經費對家庭校外學習班和校外補習班支出的影響，是先“替代”後“互補”。

　　賈男解釋，國家給錢較少時，隨著給錢量的增多，自己就減少教育支出，這是替代的關係；國家給的錢多，自己還要付出更多，這是互補的關係。

　　賈男和劉國順的研究認為，生均公用經費對家庭校外學習和補習行為的影響不是單純的替代或互補，而是總體呈現U型、從替代轉向互補的關係。他們的研究發現，在生均公用經費平均水準以下，隨著生均公用經費增加，家庭傾向于降低校外學習班參與率和教育支出；而在平均水準以上，會刺激家庭增加校外學習班和補習班參與率，並提高校外教育支出。

　　換句話説，在生均公用經費從低、高兩端向平均水準趨近時，家庭的校外學習班和補習班的參加率和支出都是下降的。當生均公共投入中等水準覆蓋的范圍越廣時，會有更多的家庭降低私人教育投資，表現為補習率和補習支出的下降。賈男認為，一些學者的研究結論或許有助于理解家庭教育支出隨公共投入增加呈現出的增減變動。如我國的課外補習對于城鎮家庭主要是培優型，但對于只能進入一些薄弱學校學習的城市務工人員的子女和農村留守兒童，課外補習能提高他們的成績。而對于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課外補習也能從一定程度上彌補與公立學校在教育品質上的不公平與不均衡。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生均公用經費極少時，家庭教育支出反而增加的原因。

　　“這就是我們目前描述的現實。”賈男説，特別窮的或者特別富的家庭，校外學習支出費用相對更多——這個多與少是相對量，與各自收入相關。究其原因，賈男解釋，富裕家庭希望孩子享有精英教育，貧窮家庭希望通過教育實現階層流動。而介于兩者之間的家庭，在階層流動方面沒有那麼迫切，所以教育支出的變化幅度沒有那麼明顯。

　　增加地級市層面的教育投入更有利于降低家庭教育負擔

　　劉國順説，通過進一步的分城鄉研究發現，生均公用經費增加，會促使農村家庭增加校外學習班的參加率和支出，而對城區學校的家庭影響是標準“U”型的，其中，生均公用經費增加只對地級市城區學校的家庭校外學習班支出有“替代”效應，在直轄市、省會城市、縣（縣級市）城區，家庭校外學習班支出是增加的。考慮到城區學校的分布事實上以地級市為主，則生均公用經費增加，應該是整體上降低了城市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因此，在城市均衡公共教育投入，特別是增加地級市層面的教育投入，更有利于降低家庭教育負擔，減緩城市人力資本投資上的競爭。需要説明的是，農村家庭和城區家庭在提高校外教育的參加率和支出上，有著根本區別，前者目的是補差，後者是培優。這説明國家在農村教育領域積累的欠賬太多，現在雖然增加了對農村的公共教育投入，但增加的力度和積累還遠遠不能彌補城鄉教育資源上的固有差距。

　　賈男和劉國順的研究也提醒，事實上，教育投入上的整體擴張政策未必都能促進社會公平，由于家庭因素的影響，教育資源在代際傳遞上的U型趨勢，不僅在現階段存在，歷史中同樣如此。

　　為此，賈男和劉國順的研究給出三條政策建議：

　　第一，義務教育經費“三增長”政策措施，在不同地區對家庭校外教育的影響是不同的，在投入高的地區(往往是發達地區)會強化家庭間的教育支出競賽。對此，賈男解釋，對于教育資源已經集中的地區來説，一些已經處于更高階層的家庭如果想讓自己的狀況更好，只有讓孩子接受更精英的教育，而現有的公共教育資源不能滿足需求。所以他們只能通過更多的家庭教育支出，實現向更高階層的流動。

　　第二，即使在公共教育投入差異不大的同地域內，增強校際間的師資力量流動，避免高、低職稱教師扎堆兒，也有利于減輕家庭在校外教育上的競爭。盡管已經全面普及了義務教育，但是，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學校之間辦學水準和教育品質還存在明顯差距。“正是現在教育發展不夠均衡，各地差異比較大，才導致大家都想追求好的教育資源——差的想好一些，好的想更好。”賈男説。

　　所以，他們的第三點建議是，在“地方辦學為主”的義務教育體制下，國家要進一步推進均衡發展戰略，有利于打破人力資本的地域固化，縮小家庭通過校外教育進行優勢資源代際傳遞而形成的教育差距，有利于教育結果公平的實現。（記者 原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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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薛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