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存與廢、增與減、綠與黑 ——開發區，再出發!

　　編者按：2017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一年，持續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成為重中之重。新年伊始，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促進開發區改革和創新發展的若幹意見》，這是我國第一個關于各類開發區的總體指導文件。該文件對開發區的功能定位做出明確要求，部署了今後做好開發區工作的重點任務。

　　作為改革開放的産物，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經歷了30多年的快速發展，為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土地、人力等生産要素成本的快速上漲，昔日的發展紅利不斷衰減，開發區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轉型壓力。在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下，如何落實新發展理念、改革體制機制、突破發展瓶頸、轉換發展動能，已成為開發區必須正視的現實課題。

經濟壓艙石作用凸顯，要素紅利漸失

——開發區，再出發！（一）

　　219個國開區佔我國經濟總量11.5%

　　今年是鄧小平同志為我國首批國家級經開區之一的天津經開區題詞30周年。30年前，鄧小平同志來到該區第一家投産的外資企業——丹華自行車公司參觀後，寫下了“開發區大有希望”的題詞。從此，國家級經開區開發開放駛上快車道。

　　據中國開發區協會統計，截至目前，我國已有經國務院批準設立的國家級經開區和享有相同政策的特定工業園區219個，已由首批14個沿海開放城市擴展到全國31個省份。

　　“國家級經開區無疑是我國先進制造業的聚集區和區域經濟增長極。”中國開發區協會會長師榮耀説。219個國家級經開區2015年實現地區生産總值77611億元，稅收收入13062億元，佔到了我國經濟總量的11.5%。

　　受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影響，國家級經開區的多個重要經濟指標2015年增速出現放緩。不過，它在第二産業增加值、第三産業增加值、財政收入、稅收收入和進出口總額這些主要經濟指標上，依然佔到全國的20.3%、6%、9.6%、10.5%和19.4%，無疑是保障地方乃至全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壓艙石”。

　　三大貢獻居功至偉

　　半月談記者近期在多個國家級經開區走訪調研發現，經過多年發展，這些區域普遍具備了工業基礎雄厚、世界五百強企業聚集、産城深度融合等外在特徵。在天津經開區管委會主任王盛、寧波經開區管委會巡視員王一鳴、上海漕河涇開發區總顧問陳青洲等人看來，國家級經開區的最主要意義在于內在貢獻，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為我國改革開放聚集了資本。王盛説，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經濟發展最缺乏的要素就是資本。各個國家級經開區初期以利用外資為主，迅速成為跨國資本聚集地。正因此，國家級經開區大都成為當地的關鍵經濟增長點，這一現象延續至今。

　　天津經開區經濟總量佔到整個濱海新區的近一半。從摩托羅拉、三星、康師傅，到大眾汽車、諾維信、霍尼韋爾，近百家世界五百強企業在該區投資項目230多個。僅2016年，就有總投資195億元的一汽—大眾華北基地、新增投資54億元的一汽豐田生産線、總投資110億元的中沙新材料園等一批外資項目落地。

　　二是為我國新興産業發展帶來了人才和技術。國家級經開區作為中國對外開發開放的前沿，也是海外學子回國創業的首選。陳青洲説，上海漕河涇開發區的2500多家企業中，除去外資600多家、央企地方國企及科研院所200多家，剩下的1700家大都是歸國留學生及本土人才創業企業，他們對新興産業的敏感性強，創業的積極性也高。

　　國家級經開區已成為我國無線通訊和電腦行業的主要聚集地。王盛表示，摩托羅拉在最輝煌時曾經帶出了一支全國乃至亞太地區最優秀的通訊行業人才隊伍，後來華為、小米等品牌的研發人員近八成都曾在摩托羅拉供職。

　　三是為我國改革開放創新提供了可復制的經驗。“國家級經開區的優勢關鍵在于其背後的一套體制機制。”王一鳴指出，與經濟高速增長相比，國家級經開區率先提出的開放理念、高效的政府運作機制、探索的市場經濟做法才是更有價值的“大有希望”。

　　土地有償出讓制度、審批制度改革、政府“一站式”服務等在目前看來通行的做法，很多都源自國家級經開區的解放思想，這在當時要冒很大風險。從産業開發區，到産業聚集區，再到産城融合區，國家級經開區始終引領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方向，擔負著全國改革開放的探路者和試驗田的重任。

　　改革紅利釋放殆盡，轉型升級瓶頸凸顯

　　隨著國家級經開區步入“壯年”，發展的瓶頸逐漸顯露。一些開發區基層幹部反映，原有政策紅利釋放殆盡，土地、人口等生産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國家級經開區在經濟“新常態”下正普遍呈現出增速下滑、轉型困難等一係列問題。

　　成都經開區管委會副主任程果説，有的國家級經開區對新産業、新業態的培育偏少，對研發企業的引導力度不夠，區內政策缺乏創新活力。廣州經開區管委會副主任孫學偉説，近年來，開發區普遍注重發展生物醫藥産業，為未來積蓄潛力，但生物醫藥這種新興産業投資周期長、風險大、見效慢，整個開發區轉型步伐變得遲緩。

　　與此同時，追趕效應正被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取代。王盛説，國家級經開區30多年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追趕效應的結果。但隨著追趕效應持續衰減，以招商引資形成大規模要素投入，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進入到瓶頸期，投資邊際效益遞減效應顯現出來。

　　“可以招商的項目‘僧多粥少’畢竟有限，對于仍然主要靠外延式助力的開發區來説，發展空間正在縮小。”在煙臺經開區管委會副主任閆慶華看來，首批國家級經開區普遍存在第二産業比重過大，研發和銷售等高附加值環節佔比低的問題，增長後勁不足。

　　此外，要素成本上升，傳統優勢瀕臨喪失。在王盛等“老開發”人眼中，開發區是實體經濟的晴雨表。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後，實體經濟正面臨土地資源匱乏及人力成本上升的雙重擠壓，企業綜合經營成本不斷上升，作為實體經濟主要承載體的開發區首當其衝。

　　王盛判斷，産業鏈中低端成本敏感型行業及企業選擇開發區投資發展的比較優勢已經基本喪失。這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一些此類外資項目選擇關閉在開發區的工廠或轉移到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地區，而産業鏈和價值鏈高端部分仍然主要集中在部分發達國家。

　　“轉型升級是一個長期而艱難的進程，中國開發區短時間內建立起比較優勢並不容易。”王盛感慨道。

　　孫學偉還表示，近年來，康師傅速食麵、可口可樂、青島啤酒等銷量增速均出現大幅下滑，而這些企業是國家級經開區的傳統投資“大戶”。快速消費品企業日子難熬，開發區同樣難以獨善其身。（記者 毛振華）

【糾錯】

責任編輯： 陳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