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是我國封建社會讀書人的最高價值信條。

　　我國科舉制度傳承延續了1300多年，正史記載共錄用了10萬多名進士，也就是説平均每年只有76人“及第”。

　　那些“名落孫山”的未及第者，免不了“淒淒慘慘戚戚”的境地。

　　即便如此，古代落榜者中的諸多人等“落榜不落志”，與那些“金榜題名”者一樣，贏得了社會的認同和尊崇。

　　古代科舉考試的“落榜者”，所能從事的職業中，比較體面和榮耀的應屬師爺。
師爺是何種工作？簡而言之，就是給在職的中高級朝廷命官當參謀做助手，協助處理政務，其薪俸酬勞由朝廷命官支付。能當上師爺的絕非等閒之輩，一般都是“落榜”群體中見過世面的出類拔萃之人。

　　明清兩代“紹興師爺”享譽天下，有“無紹不成衙”之説，這一方面表明浙江紹興盛産“師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師爺在那個時代的確是受“落榜者”青睞艷羨的職業！

　　受聘于朝廷一二品高級官吏的師爺由于辦理的政務非常重要，因而也顯得威風八面。當年左宗棠“三試不第”，意欲“長為農夫沒世”，但在好友郭嵩燾的再三鼓勵和勸勉下，來到湖南巡撫張亮基麾下，走出山門幹起了“師爺”的行當。

　　晚清重臣、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年輕時曾在曾國藩幕內做師爺。後來，左宗棠和李鴻章兩位師爺因卓異的智慧和出色的業績均躋身顯宦，成為權傾一時的清朝“股肱大臣”。

　　我國古代沒有正規的稿費、版稅制度，讀書人寫作的“經濟動力”從何而來？知識分子由于“落榜”或仕途不通不順，憑借為他人寫詩作賦、撰聯題銘收取報酬的歷史比較久遠。

　　漢武帝君臨天下不久，嬌小柔美的皇後陳阿嬌失去寵愛，被貶至長門宮居住。富有心計的陳阿嬌冥思苦想解圍策略，在仆人提醒下想出一則妙計，派人攜帶千兩黃金跋山涉水拜求當時的著名文人司馬相如代做一賦，一代文豪司馬相如聞言即時揮筆寫下了辭賦名篇《長門賦》，漢武帝讀罷此文心移情動，立即將陳阿嬌召回身邊，一篇《長門賦》換來黃金千兩，也留下一段千古佳話。

　　《隋書·鄭譯傳》載：隋文帝楊堅叫李德林起草詔書，高颎在旁邊戲道：“筆幹了，不得一錢，何以潤筆？”高颎是在替李德林以“筆幹”之名撰文，從中獲取費用，于是“潤筆費”流傳至今。

　　唐朝著名詩人李邕盡管也是“落榜者”，但由于其文筆出眾，原籍及附近州縣官衙聞其名紛紛給出高價錢請他代寫奏折，李邕一生代寫公文1000余篇，據《新唐書》中記載：“李邕代撰官折受籌銀巨萬，據此為豪富者。”

　　另外，賀知章、宋之問、駱賓王等也曾是代寫公文的高手，所得“潤筆費”均不菲。唐代韓愈在落魄之時寫就《平淮西碑》得稿費500匹絹，根據現在的物價，折算成人民幣大約為20萬元，而他寫的碑文只有1505個字，每個字價值約132元。

　　我國古代讀書人中的“落榜者”，未能金榜題名的原因很多。他們中的有些人不乏學識深湛、才高八鬥，可謂那個時代的文化精英。他們落榜後沒有選擇當師爺、給人“打工”，而是進行自主創業。有的竟然靠興辦私塾、經營知識，成為流芳千古的“知本家”和教育家。

　　所以，興辦私塾開設學堂幾乎貫穿封建社會始終，特別是隋唐開科取士以降，“落榜者”中一些既有學識又富遠見的讀書人通過積極興辦學校書院、招收學生學員，在保證自己和家人衣食無虞的前提下，傳承賡續中國傳統文化，成為對後世産生巨大影響的碩學鴻儒，如宋代朱熹、明代王陽明等。（本文來源：北京日報理論周刊；作者劉金祥為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