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知名歷史學者，1979年考入安徽大學歷史係。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馬勇（後排右一）高中畢業合影，寫著“革命友誼，萬古長青”。

馬勇在復旦大學的宿舍。

1983年，馬勇在復旦讀研時的留影。

　　1979年7月7日，安徽濉溪縣。此時，正值一年中最熱的時節，酷暑難當。在縣第一中學，一群人正走進高考考場。

　　這裏面有一位名叫馬勇的24歲大齡考生。生在農村，15歲前一直在家種地的他信心滿滿，深知這是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

　　如今，作為中國知名歷史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馬勇覺得高考是當代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的主要途徑。他兄妹七人通過高考全都走出了農村，“沒有那時高考的恢復，我們可能還得繼續在農村修地球。”

　　前不久，馬勇從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從他參加高考，時間已過去38年。他感慨一生充滿偶然，在時代的滾滾洪流中，不斷跟命運抗爭，又不斷跟命運妥協。

　　當代中國第一代農民工

　　馬勇1956年出生在安徽最貧窮的濉溪縣，當地有知識的人將那裏稱為安徽的西伯利亞。

　　在馬勇的記憶裏，一年到頭就是吃紅薯，早上煮紅薯，中午紅薯麵條，晚上紅薯窩頭、熗紅薯絲。所以到北京很多年，無論別人怎樣勸，他絕對不吃烤紅薯，“因為小時候吃的還沒有消化完。”

　　15歲之前，馬勇不曾離開過那片土地，當地資訊閉塞，直到改革開放前，大家還一直沿用陰歷日期。直到上大學填檔案時，馬勇都不知道自己的陽歷生日，只好選擇了接近毛澤東出生日期的一天作為生日。

　　馬勇在《我的學術起步》一文中説到，農村孩子的唯一出路就是當兵。可高中畢業後，因為體檢不合格，他沒能夠參軍，只好第二年去了杭州警備區。

　　在前往杭州的軍車上，他第一次吃了麵包；到警備區的第一頓晚飯，吃了人生第一頓米飯——三大碗，就著一點清水煮青菜。

　　在那裏，馬勇待了3年多，除了站崗執勤，還有一件事就是理論學習。

　　1971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領導經常安排他寫學習中央文件心得，抄大字報。這是他第一次接觸中國歷史，接觸政治理論。

　　在當兵的第二或第三個年頭，馬勇本來有一次被推薦上大學的機會。他參加了考試，並被告知考得不錯，但後來沒有去成。很久以後，他才知道，他的名額被一位首長的孩子或首長身邊的人給頂替了。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馬勇覺得機會來了，但村裏大隊書記給他潑了一盆冷水，“你怎麼有把握考上？”

　　馬勇有些心灰意冷，在書記推薦下，他到淮北煤礦，成了當代中國第一代農民工，並與高考失之交臂。

　　他被安排在了最危險、勞動強度最大的掘進隊，即從平地上挖出一個800米深的豎井，井道裏布滿瓦斯。馬勇至今都能清楚地説出這份工作的四道工序，“打眼、放炮、出矸子、釘道”。

　　改變命運的希望

　　1978年，由于對技術人才的需要，煤礦部開始在各地開辦煤炭技術學校。馬勇通過相關專業考試，被“淮北煤炭技術學校”（中專）錄取。他很滿意，畢竟，在那裏學習兩三年之後，有機會去煤礦當技術員，這比下井的一線工人好多了。

　　馬勇接受了命運的安排——從事煤礦事業當工人。但他的一位高中同學，也是煤礦上的工友，在他到煤炭技術學校報道之前，因為工作時出現意外去世了。

　　這件事倣佛一個噩夢，在這個22歲青年心裏落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他決定，一定要參加高考，徹底離開煤礦。

　　還有一件事促使他參加高考。這一年他弟弟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上大學，讓底層出身的他看到了改變命運的希望。

　　“復習非常辛苦，七八個月，連頭髮都沒剪過，人也瘦了很多。那個時候的我應該是自信心最強的時候。實際上，對于考試的東西，我什麼都不懂。復習就是一遍一遍看書，把能夠找到的書全都看完。然後再做習題，一遍又一遍地做。”

　　馬勇回憶上夜間補習班的情形——“大家吃完晚飯就衝進教室，裏面轟轟烈烈幾百號人，擁擠不堪。但大家一點聲音都沒有，聽老師講、做習題。回想起來，非常激動人心。現在有很多關于高考的影視劇，應該把這種情景拍出來，喚醒一種精神，激勵後來的學生們。”

　　1979年馬勇已經24歲，是大齡考生最後一次報考機會。“我年齡偏大，確實沒有把握。從1966年到1976年，我是混過來的，沒有學過什麼。”馬勇心想，考不上大不了再回煤礦，盡管很苦，但可以掙錢。

　　最後，數學只考了13分，原本信心滿滿、本以為可以拿90分甚至100分的政治，只考了59分，其他科目還算不錯，他以361分的成績進入了安徽大學歷史係。這個分數是安徽大學的最低分，據説也是入校學生中的倒數幾名。報考歷史係，除了興趣，還有一個原因是歷史專業沒有人願意報，錄取分數低；當時最熱門學科經濟學、法學，馬勇根本不敢報。

　　考上大學，馬勇父親很高興，請全村人吃飯。後來，馬勇和兄弟姐妹都陸續考上大學，對整個村都起到了帶動作用。他們從村裏搬走之後，他們家的老房子被親戚要走了。親戚住在裏面，幾十年都不改變房間格局，連灶臺都沒有動，就希望能夠沾一下他們家的好運。直到幾年前，親戚的女兒考上了合肥的大專，他們才把這座宅子推倒重建。

　　“那時覺得讀書是很高雅的東西”

　　進入大學，馬勇學習刻苦，幾乎不出去遊玩、看電影，每天吃完晚飯，就跑到閱覽室上自習。在4年的本科學習裏，馬勇幾乎把圖書館裏所有中國史方面的書都讀光了。馬勇説，因為自己年齡大，有一種補償心理，要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

　　馬勇清晰記得他去圖書館借的第一套書——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這本書給了馬勇很大的震撼。通過這本書，他開始追蹤閱讀，書裏講到哪本書，他就把這本書找來看。“我幾乎把安徽大學圖書館裏與專業相關的書都讀完了。”

　　馬勇懷念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扎扎實實的讀書風氣，“那個時候還沒有市場，也沒有瘋狂的經濟大潮，我們都覺得讀書是很高雅的東西。”

　　上世紀80年代，學生們學習的動力與當下不同。他們努力學習不是為了能夠找到一份好工作，而是希望能夠為民族、為國家的繁榮復興貢獻自己的力量。

　　“我的宿舍裏一共七個同學，大家每天都非常焦慮，不停地學習，想拼命搶回丟失的時間，將來能夠為國家更好地做貢獻。80年代初，影響我們的是‘為中華崛起而讀書’這句口號，此外，還有中國女排。每一次，女排只要獲得一個獎項，學校裏面就很亢奮。當時我們覺得是在大的群體中，不像今天從小我立場發展自己。”

　　1983年，馬勇順利考上了復旦大學歷史係的研究生，師從史學大家朱維錚。在上海，新事物、新思想都在這裏匯集，馬勇的眼界比在安徽大學開闊了不少。

　　3年後，馬勇從復旦大學歷史係碩士畢業，朱維錚幫助他聯繫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正當馬勇準備前往報到時，朱維錚的老同學、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工作的劉志琴來上海，勸馬勇不要去歷史所，請求改派近代史所。

　　劉志琴告訴他，近代史所很快會有一幢宿舍樓，分房子肯定比歷史所快。那時，房子還沒有私有化、市場化，所有人只能等待單位的分房。已經30歲的馬勇就這樣走上了近代史研究之路，這一走就是30多年。

　　馬勇説，近代史研究所風氣很好，老一代學者會告誡他們，50歲前不要寫東西，年輕時候就是看資料、讀書。

　　一生被外力推著走

　　“我這一生都是在外力推動下進行的，都是被動的選擇。”馬勇説，他們這一代，因為特殊歷史原因，或參過軍或下過鄉，這些經歷讓他們“先天不足”。

　　“和臺灣地區的同齡人相比，我們沒有完整接受從童年到成年的教育。和我們後一代相比，我們也很自卑，因為我們沒有學習的童年。但從另一方面來説，這段經歷對我研究歷史，又有直接的好處——能近距離觀察社會，尤其是窮苦農村的經歷。”

　　“我看農村史料，比如研究義和團問題，我能很自然地理解參加義和團農民的心情。後來我當兵，我也可以理解到為什麼晚清時期中國軍隊老打敗仗。八國聯軍時期，中國30萬軍隊為何會被幾萬外國軍隊打敗。”

　　談到對高考的評價，馬勇覺得高考讓社會階層流動起來。

　　“高考有很多問題，我們應堅持改進高考而不能否定它。高考改變了我的命運，我們兄妹七個全通過高考走出了農村，我們兄妹的下一代要麼在國內讀研究生，要麼出國深造，僅對我的家庭而言，如果沒有那時高考的恢復，我們可能還得繼續在農村修地球。”

　　【同題問答】

　　1新京報：推薦幾本影響最大的書？

　　馬勇：古代史部分，張蔭麟的《中國史綱》；近代史推薦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另外，還應該讀一讀《胡適文存》。我覺得大家應該讀經典，我經常跟一些年輕的非歷史專業的學生們説，你們怎麼都應該讀讀“四書”，這四本書加起來不過幾萬字而已。還應該讀一下《道德經》，這是中國智慧之源。

　　2新京報：你最深刻的高考記憶是什麼？

　　馬勇：我印象很深的還是考試時候的考場。當時，三十幾個考場大概幾千人，浩浩蕩蕩，非常壯觀。

　　3新京報：當年的高考有沒有什麼遺憾，對自己當時的表現怎麼看？

　　馬勇：我最遺憾的是數學考試最該得分的一道畢氏定理推定沒有做對。這道題一共五分，我一看我會，一激動給弄錯了。這個事很遺憾，我一直記憶猶新。我數學只考了13分，要是再多一點，我可能直接就上復旦大學了。

　　4新京報：什麼事，你高考後才明白？

　　馬勇：就是文科考試答題不能胡説八道。我是當過兵的，我也比較會説。我中學的時候，我們村頭有個鹽場，我就到那的報刊欄前讀《參考消息》、《人民日報》。高考政治主要考時政，科學社會主義這些，所以我認為我都會了。後來高考答政治卷子，我覺得我都會，所有的題目我都寫了，而且比別人寫的多得多，我真是奮筆疾書。我認為肯定滿分，最少我覺得也能得90分吧。但實際上，我只得了59分，沒及格。我後來反思，我都是胡説八道，沒有講到點子上。（記者 宋晨希）

【糾錯】

責任編輯： 陳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