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戰場潰敗的原因復雜，但實質原因是統治集團腐敗導致士氣渙散

　　理論周刊：您如何解讀國共兩黨的部隊在抗戰中的表現？

　　徐焰：戰爭中的較量，最重要的是武器操縱者的素質較量，這包括士氣、技術水準的對比。在全面抗戰初期，中國正面戰場除了臺兒莊一役取勝，其余會戰都以敗退告終。國民政府將失敗歸咎于武器落後。1944年春到1945年初，已是強弩之末的日軍對豫湘桂進攻，竟然又讓國民黨軍一潰千裏，淪陷了有6000萬人口的地區。在戰爭勝利前夕正面戰場又出現大潰敗，不僅使反法西斯盟國感到驚訝，也受到國內人民憤怒譴責，國民黨當局再也無法推諉于武器的原因而稱“軍紀、風紀”不振。

　　抗戰期間的國民黨大部分軍隊（印緬遠徵軍等少數部隊除外）戰鬥力不強，除了武器係統性、標準性差之外，關鍵在于組織領導者腐朽昏聵，武器操縱者素質低。國民黨軍提升軍官主要靠私人關係而不重才能，徵兵又主要靠強抓壯丁，川、黔軍的一些部隊還是大煙槍不離手的“雙槍兵”，其精神面貌和軍事素質之糟不問可知。相比之下，日軍士兵大多經受“武士道”熏陶和嚴酷訓練，如戰爭初期和中期的步兵出徵前至少要在各種條件下打靶耗彈數百發。據一些抗戰老兵回憶，許多鬼子兵在乘車行進時舉槍射擊，仍能較準確地打中百米內的目標，他們對兵器的操作、保養水準更是遠優于國民黨軍。

　　同正面戰場相比，共産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在裝備最落後、條件最艱苦的情況下卻能發展壯大，主要是依靠群眾擁護和官兵英勇的奮鬥精神。八路軍出師到抗日前線的3萬多部隊，只有1萬多支過去繳獲的雜式槍，每槍平均只有30發子彈。八路軍出師之初幾乎沒有火炮，在山西拾到閻錫山軍丟棄的12門75毫米山炮才成立了僅有的一個炮兵團，因炮彈無來源只能在關鍵性戰鬥中偶爾使用。從1937年至1940年，國民黨當局每年只發給八路軍、新四軍幾十萬發子彈，解放區的槍支彈藥來源主要靠戰場繳獲，名副其實是“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八路軍、新四軍靠人民支援和戰場繳獲不斷發展壯大，至1945年夏發展到93萬人，有37萬支槍，在解放區還有裝備簡陋武器的220萬民兵。

　　抗日戰爭中敵後戰場抗戰的艱難，特別表現為彈藥奇缺。全民族抗戰八年間，八路軍、新四軍平均每斃傷一敵消耗30發子彈、7枚手榴彈。這一比例之低在世界上是罕見的。根據世界戰場的統計，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平均斃傷一名敵軍需消耗子彈2000發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戰場上斃傷一名敵軍平均需耗子彈5000發。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國民黨軍統計共耗用子彈17.09億發、炮彈959萬發、手榴彈和槍榴彈2359萬枚。按蔣緯國在《抗日禦侮》一書中統計，國民黨戰場共斃傷日軍85萬人（國民黨軍基本不同偽軍作戰），計算起來平均消耗子彈2010.6發、炮彈11.3發、手榴彈27.8枚才能斃傷一名日軍。

　　國共兩黨部隊在抗戰中的表現如此不同，連美國派到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史迪威中將都盛讚共産黨而一再斥責蔣介石集團無能，主張將援華武器一部分分配給“能打日本”的部隊即八路軍。1944年美軍派到延安的觀察組的報告，也預言中國的未來將屬于共産黨。

　　共産黨領導的軍隊只有“抗”方能“大”，光“坐”豈能變“大”

　　理論周刊：關于國共兩黨的武裝在戰場上的表現，現在有一種很流行的説法認為，共産黨軍隊在敵後“遊而不擊”、“乘機坐大”。您怎麼看？

　　徐焰：國民黨政府污蔑共産黨軍隊在敵後“遊而不擊”“乘機坐大”，這種説法根本違背了戰爭基本規則，即只有消滅敵人才能保存自己。國民黨掌握國家政權並有外援的飛機、大炮和坦克，有雄厚的彈藥補充，抗戰時消耗子彈就達17億發，有條件與日軍打正規戰。而在落後山村活動的八路軍、新四軍基本沒有外援，主要靠輕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刀矛作戰，平均一支步槍僅十幾發子彈，只能用人民戰爭來對抗強敵。

　　八路軍、新四軍進入敵後開創根據地後，日軍面對其後方基地和運輸線受到威脅，長期以其在關內的約半數兵力對根據地進行“治安戰”，並以其特有的毒辣狡猾實行了“鐵壁合圍，捕捉奔襲，縱橫掃蕩，反轉電擊，輾轉抉剔”等戰術，還以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摧毀根據地軍民的生存條件。1941年和1942年間，敵後解放區人口曾降到5000萬，八路軍、新四軍的數量降到40萬。在這種艱苦環境中，敵後解放區通過粉碎一次次“掃蕩”才得以堅持下來，並在1944年後再度迎來大發展。事實證明，當年共産黨領導的軍隊只有“抗”方能“大”，光“坐”豈能變“大”？

　　前面講到，八路軍、新四軍能在最艱苦的敵後堅持抗戰，靠的是人民擁護。當時國民黨派到敵後的兵力遠比共産黨多，遊擊戰卻沒有打成，其軍隊得不到人民支援，向民間掠取更會結怨于百姓。在日軍“掃蕩”下，敵後國民黨軍倒真是陷入“遊而不擊”的狀態之中，最後或逃回或投敵當了偽軍。至1943年以後，敵後抗日武裝力量中就只有八路軍、新四軍的一統天下。

　　抗戰不僅贏得了民族獨立，也通過改造舊社會，贏得了民主進步，中華民族復興有希望了

　　理論周刊：抗戰時期中共承擔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進步的雙重任務。這種從民族解放到民主進步的革命的勝利，對中華民族復興有何意義？

　　徐焰:抗日戰爭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從這個觀點出發，從人民戰爭這方面説，是國民黨政權的力量由盛轉衰、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力量由弱轉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空前覺醒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在哪裏？在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裏，在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武裝力量裏。總的來説，在第二戰線已經開辟，敵後戰場不斷擴大的同時，正面戰場屢戰屢敗，全國人民，特別是大後方人民對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戰到底的能力，發生了從來未有的懷疑。敵後抗日根據地政治民主，民心向上，國民黨統治區獨裁專制、貪污腐敗橫行，大後方的大學教授、工商界人士、民主黨派的政治傾向發生了動搖。美國記者、大後方報紙記者，紛紛訪問延安，乃至六參政員延安之行，都大大增加了人民對國民黨政府的不信任，而把新中國的希望、把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寄托在中國共産黨身上。總之，抗戰不僅贏得了民族獨立，也通過改造舊社會，贏得了民主進步，中華民族復興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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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