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少將軍銜，軍史專家。主要從事軍事思想和軍事歷史研究，十余年來個人撰寫的專著共計400余萬字。

　　陜甘寧邊區婦女參加民主選舉

　　太行軍區部隊指戰員在一起開荒種地

　　精彩觀點集錦

　　●衡量哪個政黨、哪支軍隊在抗戰中的貢獻，一方面看其是否積極抗日，另一方面看其是堅持社會改革進步還是維護腐朽的黑暗制度

　　●抗戰時期，國民黨高層同社會上腐朽的既得利益集團關係緊密，未搞任何社會改革，其黨部、官場和軍隊的腐敗更為嚴重，其控制面積至抗戰末期還大為縮小

　　●共産黨領導的根據地在1937年夏天只有不過150萬人口的陜甘寧邊區，至1945年夏天發展為擁有1億人口的19塊解放區，其根本原因就是進行了深入的社會改革

　　●抗戰期間的國民黨大部分軍隊戰鬥力不強，關鍵在于組織領導者腐朽昏聵，武器操縱者素質低

　　編者按

　　在民族危難之際，國共兩黨凝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集全民族力量打贏了抗日戰爭。作為當時中國主要的兩大政治力量，國民黨和共産黨究竟在抗日戰爭中表現如何？隨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逐漸臨近，人們對這一問題討論尤其熱烈，其中有些觀點明顯有違史實。對此，本刊專訪著名軍史專家、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徐焰教授，對有關問題進行辨析澄清。

　　衡量國共抗戰表現要用客觀尺度

　　理論周刊：最近，關于國共兩黨在抗戰中作用的討論很受人關注，您對此是怎麼看的？

　　徐焰：近代中國多災多難，內憂外患交織。過去被清朝視為“蕞爾小邦”的日本能有“以蛇吞象”之心大舉侵華，除了其自身的狂妄和兇悍，也是利用了舊中國統治集團的極度腐朽和無能，否則偌大的中國也不會如此受盡欺淩。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人數僅2萬的日本關東軍在幾天內便輕取東北多數城市，在南京政府和東北軍首領的不抵抗命令下，當地20萬以上的中國駐軍或降或逃。關內抗戰初期，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長驅直入一縣城、省城，不僅未遇抵抗，還會有一些漢姦忙著挂“維持會”牌子並打太陽旗相迎。

　　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的一年內，面對幾十萬日軍入侵，國民政府丟失了東部2億人口的最富庶地區。直至1944年春至1945年初，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前夕，面對已是強弩之末的日軍進攻，國民黨軍仍在豫湘桂大敗，丟失了6000萬人口的地區。直至抗戰勝利時，僅從中國戰場上看，日強中弱的形勢並未真正改變。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當年中國受日本欺負，外在原因是新興的法西斯國家特別具有擴張性和瘋狂性，內在原因則是國內社會條件造成一些人的媚外心態，長期封建宗法思想又導致重家庭個人、輕民族社會的惡習，導致一些只知個人私利而不顧民族大義的人投靠日本。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後來在戰犯管理所中懺悔道：“我從懂事起便只知祖宗基業而不知民族國家。”國民黨內二號人物、副總裁汪精衛率20多名中央委員和50多名將官投日，在南京建立偽國民政府，還以降敵的國民黨軍為基礎建立起數量最多達90萬的偽軍，也是一個社會腐朽群體對抗戰失望而想降日自保的表現。後人常唾罵抗戰時期國內“漢姦多”，偽軍數量有時超過侵華日軍，這不能僅僅用個人品質來解釋，而主要是舊中國黑暗腐朽的社會制度所造成的。總而言之，抗日也需革除和改造腐朽的社會制度。

　　因此全面客觀評價國共兩黨的抗日表現，須用兩種維度。哪兩種維度呢？當年進步的中國人其實都知道，抗日戰爭進行的是毛澤東所説的民族、民主兩個革命——“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因此，衡量哪個政黨、哪支軍隊或哪個政治代表人物在抗戰中的貢獻，一方面看其是否積極抗日，另一方面看其是堅持社會改革進步還是維護腐朽的黑暗制度。

　　理論周刊：一般認為，共産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主要是基于兩方面：一是敵後戰場的開辟，二是建立並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按照您的看法，“改造社會”是否也應該是中共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體現？

　　徐焰：中國共産黨在抗戰期間同國民黨當局片面抗戰的根本區別，正在于很好地完成了毛澤東説的“抗日戰爭是民族、民主兩個革命”的雙重任務，不僅在敵後打鬼子戰績輝煌，也建立了代表中國光明未來的廣大解放區，這也是中共名副其實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的原因。

　　中國要有效抗日，除了大力抗擊民族敵人而不能妥協外，還要對本國社會進行根本改造，其措施就應該是改變代表官僚買辦和封建豪紳的專制體制，實行民主、改善民生。抗戰時期，蔣介石也談“抗戰建國”，提倡強調“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運動”。不過國民黨高層同社會上腐朽的既得利益集團關係緊密，自身權貴家族勢力又在戰時繼續膨脹，未搞任何社會改革，這使國統區的經濟日益惡化，國民黨黨部、官場和軍隊的腐敗更為嚴重，其控制面積至抗戰末期還大為縮小。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根據地在1937年夏天只有不過150萬人口的陜甘寧邊區，至1945年夏天發展為擁有1億人口的19塊解放區，其根本原因就是將民族、民主兩個革命結合在一起，進行了深入的社會改革。這一改革恰恰又代表了實行民主、改善民生的人類進步大潮，因而受到國內進步團體和人士的一致稱讚。

　　共産黨由弱變強、迅速成為抗戰中流砥柱的原因

　　理論周刊：我們知道，抗戰初始階段，共産黨領導的人民武裝並不強大。但中共能在短時期內進行有效動員，建立抗日根據地、開辟敵後戰場，最後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這是怎麼做到的？

　　徐焰：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解放區能在嚴酷的戰鬥條件下得到大發展，從根本上講是人民戰爭的勝利，靠的就是將民族、民主這兩個革命相結合。以遊擊戰打日本的同時，中國共産黨人在抗日根據地內建設起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向全國人民展示了社會改革的方向。當年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的90%，農村中的貧苦農民又佔絕大多數。發動人民抗戰，主要的內容就是動員貧苦農民參軍和支前。如果解決不了他們吃不飽、穿不暖的問題，還要因戰爭增加人力、物力負擔，就不可能得到這一最廣大群體的擁護。當年八路軍、新四軍走到哪裏都能發動起群眾，得到老百姓擁護，就在于不是只取之于民，而是造福于民。共産黨的軍隊群眾紀律好，“哪家住八路，灶裏有柴燒，缸滿院掃凈”，這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能解決中國農民祖祖輩輩最期盼的土地問題。

　　抗戰開始後，國民政府大幅增稅卻仍不減貧農租賦，同時還徵走大量壯丁，人民生活更加困苦，逃兵役成為普遍現象。而共産黨建立的根據地內卻出現另一種情形，雖然農民支援戰爭有不小的負擔，卻由于減少了地租，並通過減息擺脫了過去地主的“閻王債”，大多數人反映生活比戰前還改善了一些。當時解放區不抓壯丁而實行自願參軍，到處是踴躍報名，是一幅“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動人場面。得人心者得天下，打擊侵略者時也要給群眾以實際利益，這就是抗戰時敵後根據地能開辟和堅持的根本原因。

　　中國共産黨在抗戰期間建設根據地時，還注重發動群眾監督政府，建立共産黨員、群眾積極分子和開明士紳組成的“三三制”政權，真正實行了清廉政治。陜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政府，就是按“三三制”原則，在普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陜甘寧邊區的民主選舉，凡居住在邊區年滿18歲的人民，不分男女、宗教、民族、財産、文化的區別，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實際投票中，群眾創造了投豆豆、畫圈圈、燃香在選票上燒眼眼等辦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三三制”原則讓中國共産黨積聚了力量，同時也獲得了人民的支援和擁護。在中共的領導下，陜甘寧邊區建設成了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裏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裏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 這個政權形式同當時國民黨實行的一黨專制的獨裁政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抗戰進入艱難期後，為了增加生産，減輕人民的負擔，共産黨施行了精兵簡政政策。1941年6月3日，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天下暴雨，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被雷電擊死。事後，一個農民説：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對此,毛澤東説：“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徵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為了減輕老百姓的負擔，中共開始精兵簡政。主要內容是：將黨、政、軍、民等組織機構的脫産人員縮減到佔所在根據地總人口的3%以內，軍隊（含遊擊隊）與黨、政、民工作人員的比例為3：1，從而使脫産人員與根據地的供養能力相適應，從根本上解決“魚大水小”的矛盾；正如胡喬木所説：“這是一個轉機。陜北人民感到毛主席與人民是聯繫在一起的。”這與國民黨在抗戰時強徵民力、掠奪民財形成鮮明對比。

　　海外有名的華僑領袖陳嘉庚回國考察了國統區和陜甘寧邊區後也説：“中國只有一個地方沒有貪污，那就是延安。”這都是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能迅速發展壯大，最終成為抗日的中流砥柱的深層次原因。

　　國民政府抗戰中的失利，敗在軍事上，也敗在政治上

　　理論周刊：與共産黨抗日力量迅速壯大、抗日貢獻迅速增長相對應，國民政府在正面戰場屢戰屢敗，除了軍事實力原因以外，還有其他的解釋嗎？

　　徐焰：當年中國抗戰的目的，不是單純的“打日本”，還要蕩滌腐朽的舊制度的污泥濁水,從而促進社會進步，因而從宏觀的角度看抗日戰爭史，就不能單純地使用軍事行動這一種維度，單純計算誰在抗日陣營中擁有的兵力多和武器好，而要用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雙重任務的兩種維度來衡量。除了看抗擊日軍的數量外，還要看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當年中國進行的抗日戰爭，主要是以國民黨和共産黨這兩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共同進行的，戰爭的進程和勝利本來為兩黨的發展都提供了機會，只是國民黨因其自身腐朽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機會。國民黨當局在抗戰時的最大歷史錯誤，便是拒不進行社會改革並加重民眾痛苦，當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曾感嘆，政府視民眾如草芥，民眾便視政府如仇讎。

　　理論周刊：能具體一點嗎，比如説？

　　徐焰：若從抗擊日軍的表現看，國民黨軍的許多將士確曾浴血奮戰，但其高層卻存在著許多指揮笨拙和腐敗無能的現象，正面戰場的會戰多數失敗也有這方面的主觀原因。若是從中國社會進步的角度考察，國民黨當局更有負人民希望。在上世紀30年代法西斯思潮興起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卻同納粹德國結成非常密切的關係，並學習其法西斯統治方式。那時國民黨軍隊主要聘請德國軍事顧問和購買德械裝備，在日本侵華時還讓德國居中調停，直至1941年因希特勒承認汪精衛偽國民政府而與重慶斷交才中止了往來。國民黨當局拋棄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沿襲了封建專制主義的許多傳統，又與法西斯主義相結合而形成了新專制主義。在抗戰期間，國民黨當局不給其他政黨以合法地位，實行特務統治，導致各階層進步人士(包括國民黨內的部分開明者)在抗戰期間便掀起了“反獨裁、要民主”的運動。

　　比如説，在整個抗戰期間，國民黨當局不僅不進行社會改革，不改善民生，當權者還大發國難財。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時號召不抽煙、不喝酒，力戒貪污，然而己不正焉能正人?他的親屬和心腹的極度腐化造成上行下效，利用外戰消滅和排斥異己更激起內爭不息。“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和“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諷刺之詞，可謂當時的社會對國民黨當局最流行的諷刺。

　　比如説，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當局搭上美英戰車，雖停止了對日謀和的試探，大後方腐化之風卻急劇滋長。如蔣介石的連襟孔祥熙、內兄宋子文相繼主管國家財政借機自肥，而“孔二小姐”(孔祥熙、宋靄齡之女)則以走私暴富，賣官鬻爵，連孫連仲升任上將軍銜也要向她疏通。著名經濟學者馬寅初公開譴責蔣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結果被關進了上饒集中營。蔣介石的愛將湯恩伯因在南口抗日打過硬仗一時全國有名，然而他在管轄河南時民謠有“河南四殃：水、旱、蝗、湯”之稱，豫籍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上又稱以“湯”害民最甚。當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回憶，他接到控告湯恩伯部掠奪民財、民田、民女的狀紙都厚達盈尺，而蔣介石卻放縱這個心腹愛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