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生育率變勢”和人口紅利趨薄，一方面是人口基數仍很大，向人才要紅利，還得在改善人口素質、結構方面多下功夫。

　　中國不缺人口數量，未來100年都不缺；更應受到關注的，是人口結構和人口素質問題……11日上午，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在記者會上的表態，引發了廣泛關注。

　　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有關生育、人口、就業等問題廣受矚目，特別是育齡婦女生育意願偏低，社會各界多有擔憂。去年9月，湖北宜昌還專門下發紅頭文件，呼吁和鼓勵生育二孩。王培安此番表態，既回應了外界對中國人口數量的憂慮，也提出了中國將面臨人口品質與結構雙重壓力這一嚴峻問題。

　　按衛計委説法，到2030年峰值時期，中國人口將有14.5億左右，到2050年還有14億左右的人口。因為有龐大的人口基數，從現在及長遠看，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仍將保持高位，並不缺人。而全面二孩政策釋放出來的生育勢能，也會在未來十多年持續呈現。

　　盡管此前東南沿海一帶的勞動力供應一度出現短缺，但造成短缺的原因很復雜，並不僅僅是勞動力絕對數量的減少，還有中西部城鎮化迅速發展産生的“截留”，及産業轉型升級導致的人才更替。

　　在現有的人口增量面前，比起勞動力數量增減更值得警醒的，還在于人口的品質與結構。正如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説的，我國在從人口紅利過渡到人才紅利階段。以廉價勞動力為支撐的人口紅利難以為繼了，以人力資本與全要素生産率激活為支點的“新人口紅利”，或者説人才紅利，則具有深挖空間。

　　盡管人數很多，目前也有不低的高等教育普及率——據披露，目前高學歷年輕人口（25歲至34歲）的比例達到8%，預計到2030年，中國勞動力中具有大學學歷者將達到2.2億人，但總體而言，我國人力資源仍處于待墾荒的境地。實現大面上的“向人才要紅利”，仍任重道遠。

　　這還得從兩方面著手：首先，現在很多貧困地區尤其是農村，在人群受教育、技能培養等方面仍處洼地，也大有挖潛空間。將來顯然有必要通過教育與技能培養等公共服務的供給，把人口素質提升跟人的均衡發展結合起來，別讓那些貧困地區失去人才輸出能力，跟“人才紅利”的風口擦肩而過。

　　當然，教育作為實現人才紅利的主要渠道，仍得跟經濟社會順暢銜接。解決“畢業即失業”跟企業招不到合意人才的矛盾，還得提升教育培養模式與經濟社會的契合度。

　　其次，就是外部制度機制的改變，以往有些官本位的科研、教育和技術開發體制，制約了創新人才的産生。在人口形勢已發生變化的當下，既要讓均衡化的公共服務等成為撬動人才紅利的翹板，也要打破堰塞人才創造力的機制體制。

　　人口問題從來都不只是人口學層面的問題，還關係到社會經濟活力、要素資源整合。因此，在直面“生育率變勢”跟傳統人口紅利趨薄的問題時，也該針對現有的人口基數和“人才紅利”的發掘空間，為個體福祉、經濟增長找準“人口優勢”新坐標。

　　“中國發展最大的潛力是‘人’，最大的動能同樣也是‘人’。”惟有發現並激活了“人”，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變，才能更可期。（社論）

【糾錯】

責任編輯： 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