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柏青（右）帶著學生走在唐古拉山龍匣宰隴巴冰川旁的碎石灘上（6月27日攝）。新華社發（索朗羅布 攝）

　　新華社拉薩7月2日電  題：冰川夜話冰川情——與“第三極”科考總領隊徐柏青的科學漫談

　　新華社記者呂諾、王沁鷗、薛文獻

　　晚上九點多，早該落山的夕陽仍在猶疑，余暉照得唐古拉山龍匣宰隴巴冰川熠熠生輝。對面營地裏，徐柏青端詳著這座冰川。近幾日，龍匣宰隴巴是他們科考隊的研究對象。隊員們在這座冰川鑽取冰芯，破譯其中的生態環境密碼。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員徐柏青，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江湖源綜合科考協調組組長、冰川與環境變化考察隊隊長。冰川科考隊現在駐扎的這座唐古拉營地，海拔5150米。工作之余，徐柏青和夜宿營地的新華社記者漫談科考經歷，分享人生感悟。

　　海拔7000多米處，帳篷被大風撕成一條一條……

　　唐古拉營地的海拔比珠峰大本營略低一些。高寒缺氧，氣候惡劣，條件艱苦——這些對一個每年野外工作兩個月的冰川學家來説，早已司空見慣。

　　“這裏不算高。考察希夏邦馬達索普冰川、慕士塔格冰川時，我們曾經在海拔7000多米處的冰芯鑽取點扎營。”徐柏青説，“帳篷會被大風撕成一條一條的，那是常事……”

　　野外作業有時還會遇到野獸。在唐古拉冬克馬底冰川，科考隊營地兩次被棕熊襲擊——棕熊把營地搞得一片狼藉、幾成廢墟。有一年，在雙湖縣附近冰川作業時，一群狼深夜對著營地嚎叫，像是在警示科考隊不要侵犯它們的領地。

　　冰川上的天説變就變。遇到極端惡劣天氣時，暴風雪、低溫、迷路……無不威脅著考察隊員的健康和生命。有人被凍傷導致雙腿截肢；有人在風雪中找營地找了一宿，天亮才發現，原來整夜都圍著營地打轉；還有人在考察途中掉入冰裂縫遇險。

　　如今，科考的工作環境雖然艱苦，但後勤保障越來越好了。徐柏青回憶，2000年是個分水嶺。此前，各種物資比較匱乏，專業裝備根本談不上，有錢也買不到。

　　“大概是在2000年那會兒，我們有個很深的感受：突然可以吃飽飯了，在高海拔地區工作的裝備也能保障了。” 徐柏青説，“這也與我們國家經濟發展密切相關。”

　　深冰芯鑽探裝置，需要一顆“中國心”

　　中國是冰川大國，地球“第三極”的主體——青藏高原就在中國。徐柏青介紹，在山地冰川研究領域，我國是領先的，有強大的研究團隊。但是，當前最大的短板是我們沒有自主研發的深冰芯鑽探設備。

　　“我們沒有研發冰芯鑽探裝置的專門團隊。”徐柏青説，“目前使用的簡易高山鑽是我們自己設計制作的，在青藏高原進行冰芯鑽探基本夠用。但是，要在西昆侖地區古裏雅冰川鑽出300多米的冰芯，一般要借助國際合作才能完成。”

　　古裏雅冰川是已知的青藏高原上最厚的冰川。而世界上最古老的冰川在南極，那些已有一百多萬歲的冰川，厚度達3000多米。

　　“南極是冰川研究的國際競爭舞臺，深冰芯鑽探技術也絕非一般的商業化技術，我們國家的技術應該爭取佔據領先地位。”徐柏青説。

　　徐柏青説，做一套復雜的鑽探係統，需要化學、物理、機械等多學科團隊協同作戰。

　　“必須有工程師來跟科學家合作。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創立冰芯學科以來，沒有哪一次的突破，不是因為技術的進步而取得的。”徐柏青説。

　　“只做自己最熱愛的事”

　　徐柏青從事冰川研究已有22年。1995年，徐柏青獲得岩石學專業碩士學位。攻讀博士學位時，他卻報考了中科院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

　　“轉專業其實很偶然，只是因為我聽了一場秦大河老師橫穿南極的報告會。”徐柏青説，“當時，我立刻對冰川和極地産生了興趣。1995年，我就開始正式接觸冰川研究了。”

　　選擇了這個研究方向，就意味著要與冰雪為伴，可徐柏青不覺得苦：“野外科考，在外人看來或許很苦，我卻覺得‘上癮’。每次登上高原冰川做研究，回去之後都覺得不滿足。”

　　“前方是一座座科學的高峰，一開始會讓你心生懼意，但你最心心念念的一定是登頂。你甚至會覺得，沒有經歷過艱險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漸漸地，你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就不再偏激，會變得越來越淡泊和豁達。”徐柏青説。

　　在徐柏青看來，任何事情，只要喜歡，就值得一往無前：“開始也許覺得很艱難，但研究進行到一定程度，就覺得未知領域更多，就想要千方百計找到答案。這個過程本身，就讓你著迷。”

　　對青藏高原的科考也是如此。作為國家生態安全屏障，青藏高原不但是“亞洲水塔”，也是氣候啟動區，對我國乃至北半球氣候環境的變化至關重要，有許多奧秘值得探究。破譯冰川這本“無字天書”，就是其中重要一環。這讓徐柏青深陷其中，樂此不疲。“我和冰川打了二十幾年的交道，感覺還沒夠。”他説。

　　“選擇一個科學專業，是因為興趣。既然選擇了，就無怨無悔，再苦再累也心甘情願。”徐柏青笑道，“其實，科研人員都是‘自私’的，他們只做自己最熱愛的事。”

【糾錯】

責任編輯： 郝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