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實施戰略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國經濟建設在“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和顯著成效。但仍存在定位不清，邏輯不密、體制不順、措施不到位和效果不夠好等問題和矛盾。2017年，必須更要直面這些矛盾，突出問題導向，求真務實，找到問題的關鍵節點和突破口，集中力量形成突破，運用市場形成趨勢和規律，政策順勢而為、精準發力，真正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中國經濟所具有的戰略性、係統性的影響與地位。而深化改革並不是一件容易而又簡單的事情，經過近兩年的探索實踐，我們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必須在以下五件事上進行深入的探討和形成最大程度的共識，才可能真正意義上取得突破，即：擺得正、深得下、找得準、改得動、行得通。

　　1．“擺得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地位和作用究竟是什麼？

　　當前，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地位的認識已經基本廓清，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主線”。那麼接下來的關鍵就是，何謂“主線”，“主線”又將在哪些方面發揮其核心的效用和效力？從“主線”的含義來看，一是主渠道。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們當前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主渠道，先後承接、主攻輔助、短期長期等排兵布陣的策略，都需根據供給側改革的要求和目標進行組織。二是體係。有主線就有支線，主支結合，既枝葉繁盛，又協調一體。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含的內容絕非僅僅是供給這點事兒，其包括要素市場的完善、資源定價的合理、産業組織的現代、生産制造的升級和市場管理的科學規范等各個方面，每個方面在具有自足性的同時，統一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之中。三是大邏輯。受到問題與矛盾復雜性、綜合性的影響，不同的視角、不同的階段、不同的需求看待同一項改革會産生許多不同的觀點、意見和實施策略。何謂對，何謂錯，既有待于實踐的檢驗，也依賴于小策略與大邏輯的契合。符合大邏輯的即使個體的短期效果不顯著，但依然為改革在整體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符合大邏輯的，即個體的短期效果極為明顯，但可能在整體上的作用並不凸顯。

　　説清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地位，另一個必須明確的概念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作用。從宏觀意義上看，作用不外乎有三種：一是規劃，即確定做什麼，目標、要求、時間表、路線圖各是什麼；二是戰略，即在基礎上確定有什麼，在方向上確定要幹什麼，在政策上如何開展如何做；三是策略，即根據現有的條件、確定主要原則，集中力量，實施有效地突破。按照黨中央對“形成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係，引導經濟朝著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提出引領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套政策框架”的定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作用應是“戰略”屬性。也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整合現有資源，融合現行規劃，平衡各領域和産業間的關係，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結點，而實施的總體策略和措施體係。這樣，中國制造2025、創新驅動發展、“互聯網+”等一係列新規劃、新概念、新模式就統一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之下、邏輯之中、戰略節點上。

　　2．“深得下”：深化到底深化什麼？

　　黨中央指出，2017年的經濟發展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以提高發展品質和效益為中心，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加強預期引導，深化創新驅動”。根據這一部署，總體上，深化的重點主要包括以下五點：

　　一是穩中求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滿足于穩中求進的要求。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首先要強調有利于經濟的穩定，既以基礎性資源開採、基礎性材料供給、基礎性中間産品和零部件生産為核心，保持經濟運作的基本穩定，並在穩定的前提下在産業鏈的末端和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穩和進”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

　　二是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對于新發展理念從理解和樹立層面，要走向貫徹落實層面。創新發展要在積極推進技術創新的同時，做好應對高折舊風險和增強智慧財産權價值的安排；綠色發展要在降低排放和消耗的同時，更好地轉變經營機制，讓環境成本合理、公平、透明地落到每一個人的頭上；開放發展要在堅持“一帶一路”，推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同時，堅持公平、有序和對等的原則，在承擔開放義務，維護多邊貿易體係穩定的同時，更好地發展和提升自己；協調發展要重視區位、産業和模式的協調，發展的不是某一個産業，而是一個産業體係，完善的不是一個手段和方法，而是一種橫向充滿的理念和一係列縱向通貫的模式；共用發展是對分配制度和最終目標的一種強調，共用不是平均，而是帶有一種適度平衡性的分配安排，既有激勵，也有托底平均，但分配不僅僅是生産（供給）的附屬環節，更重要的是共用性的分配是生産（供給）的最終目標的組成。在貫徹落實的時候，市場能做的正向産出，在制定了政策之後就交給市場；政府主要做市場無力做，或者無法高效做到的部分，也即上文中列出來的“而”之後的部分。

　　三是適應把握引領新常態。新常態理論體係的提出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了，我們對新常態的管理要求也從認識和適應階段，轉向適應把握和引領階段。從2017年的情況來看，供給側改革的關鍵著力點還是適應和把握，但是要嘗試，要培育，要動起來，要因勢和造勢，所以“引領”未必是確定項，更是一種未定項和嘗試項。我們既要保持定力，合乎戰略，不急于求成，但也要把握機遇，促成要素和資源轉化，盡早實現改革目標和形成突破，以取得實際成效為目的。

　　四是以提高發展品質和效益為中心。中國經濟的傳統模式是一種標準化、規模化的發展模式，即以最高的效率實現對經濟生産的標準化設計與改造，然後轉向産業鏈細化和規模化生産，再以低成本、規模化為基礎形成標準化産品的産出。品質和效益作為經濟發展的中心，即是對規模化和標準化的適度糾正，以品質來求得差異，並通過差異來獲得市場，進而通過差異化的市場出清來提升生産體係的效率和效益。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就是通過技術、産品和模式的創新，追求高品質、高效率、差異化産品的新生産體係。

　　五是適度擴大總需求。擴大總需求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擴大總需求的量，二是擴大總需求的額，我們擴大總需求，需要兼顧好這兩個方面。差異化及其所擁有競爭性壟斷的市場結構是較好的擴大總需求額的方法，而高效的市場機制和智能配置是實現適度價格歧視，從而拓展總需求量的有效方法。因此，適度擴大總需求，既要求適銷對路的供給創新，也要求高效智能的市場創新，並捕捉需求特徵，加強預期引導，避免各類産品供大浪費和供小短缺的問題。

【糾錯】

責任編輯： 李潔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