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歷史的淵源，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自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就保持了高水準的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互動與交往。許多中東歐國家也為當時中國的經濟恢復與社會發展提供了大量的無私援助和政治支援。進入新世紀以來，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準的快速提升和中東歐國家自身經濟與社會的轉型，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交往站在新起點，步入新領域，迎來新願景，其互動關係的內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具體而言體現在如下方面：

　　在政治關係互動上，在二十一世紀的過去十幾年，許多中東歐國家分批加入歐盟，在成為歐盟的正式成員國後，中東歐國家的自身政治地位和身份不僅發生了轉變，同時也引發了這些國家內部的政治轉型和社會結構變遷。而在這個相對持續的轉型與變化中，中國與中東歐的政治互動不僅延續了歷史友誼，同時還表現在在彼此重大關切問題上，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相互尊重，平等交往。雙邊領導人的互訪頻繁，特別是在2012年歐債危機期間華沙倡議“16＋1”合作機制的提出，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深層次交往，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和制度保障，並也內在影響著這些年歐盟對華政策的不斷調整與新發展。

　　在經濟交往上，雖然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中東歐國家的經濟發展相對依賴于歐洲市場和歐盟經濟的整體表現。但隨著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地位逐漸顯現和中國對外投資的逐步增加，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經濟合作水準也在逐年提高。相較2010年而言，中國與中東歐16國的雙邊貿易總量在2014年提升了近50％，而中國企業在中東歐的直接投資總額也達到50億美元，不僅為中東歐國家提供了直接就業，同時也帶動了中國産品在中東歐國家市場份額的上升。特別值得提到的是，在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和隨後爆發的歐債危機中，雖然波蘭、捷克等中東歐國家經濟增長保持了穩定，但也有部分中東歐國家受到了深刻影響。中國當時通過購買債券和提供美元貸款的形式，為部分中東歐國家擺脫危機的影響提供了直接幫助。 如果説，高水準的政治與社會雙邊交往和扎實經貿聯繫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關係深化奠定了基礎的話，展望未來，今年的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領導人第四次圓桌會晤，既是2013年“布加勒斯特綱要”執行的落地，也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高水準合作，在制度框架保障下的深化與延續。

　　在新的歷史機遇下，中國與中東歐合作面臨著新的機遇與內涵表現在：

　　從中東歐國家的實際需求看，中東歐國家正在經歷歐債危機後深刻的經濟結構調整，作為德國等發達國家“離岸工程”的中東歐國家，亟需改造和提升其陳舊的基礎設施建設水準，以提升其産出水準和生産效率。而中國“一路一帶”戰略倡議的落地和延伸，則也需要中東歐國家作為“經濟走廊”和“配送中心”向歐洲內陸更廣大地區延伸。中東歐國家對于基礎設施投資改善的需求與“中國能力”的供給，在今天形成了天然銜接，並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全面深化合作提供了廣闊空間和戰略互惠基礎。

　　從務實的角度看，中國與中東歐國家歷史交往源遠流長，傳統的友誼在今天加強和深化的基礎，既來自雙邊經濟的內在互補性，也來自中國與中東歐交往制度框架的政治保障。我們相信，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經濟合作和政治互信的擴大與增強，既能提升中東歐國家自身經濟結構的改善，並幫助其提升在歐盟內部的話語權，同時也能反向幫助中國企業拓展外部新興市場和制造水準的進一步提升，特別是中國基礎設施建設能力的“走出去”。而在戰略互惠和共創未來的雙邊訴求中，中國與中東歐國家此次的領導人圓桌會晤和經貿論壇，必將為新機遇和新內涵的中國與中東歐合作開啟新的篇章。（作者：余南平 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教授，國際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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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姚潤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