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香港10月22日電（記者牛琪 蘇曉）修例風波發生至今，止暴制亂仍是當下首要任務。但其背後折射出的一些社會問題同樣需要正視——當無論基層中産向上流動都變得日益艱難，當付出與回報並非正比成為普遍現象時，香港距離“階層固化”是否已不太遙遠？
“向上流動”撞到“天花板”
香港市民談先生和妻子居住在柴灣20平方米的公屋單位內，他幾乎做過所有不需要文化的體力工作。從事廢紙回收以來，老板10年不加工資，這名老實巴交的基層工人對生活已沒有什麼熱情。
在香港，這並不是個例。和談先生處于同一階層的人群2011年就已超過220萬，他們集中在收入偏低和以體力勞動、低技術勞動為主的行業中，佔香港總工作人口的比例已達68.3%。
這個群體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也幾乎一致——居住困難、收入偏低、工時偏長、缺乏退休保障、享受公眾假期偏少。最關鍵的，是缺乏向上流動的途徑與通道。
而在30歲出頭的李先生看來，香港中産階層面臨同樣問題：“他們不想將生活水準降低，但同時又做不到‘無憂’。如果收入和事業跟不上社會發展，就沒辦法維持原來的狀態。”
在香港高校任職多年、剛剛結婚但沒有自置居所的李先生説，向上流動空間有限是年輕人的障礙所在。
2018年2月進行的一項名為“香港年輕人的困境與機遇研究報告”結果顯示，年輕人認為其在教育、房屋、經濟、創業以至向上流動等方面皆面臨困難。
比如，所受教育未能與時並進，無法學以致用，取得學位因學歷貶值無助上流；樓價過高，難以置業或擁有安居之處，局限未來的個人規劃；認為香港經濟決策有利大財團、欠缺實體經濟，對香港經濟的看法傾向負面。
“香港年輕人要提升收入和地位很困難，特別是碰到往下掉的中産，會有較多的挫折感。而這些挫折感最後會反映到他們對社會的看法上，這是他們有較多不滿的核心原因。”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助理所長鄭宏泰説。
“一方面高薪職業少，一方面工資增長慢，職位晉升的競爭現在也比過去更激烈。”中銀香港經濟及政策研究主管謝國樑指出，加上與香港工薪階層家庭收入脫節的高樓價，年輕家庭的心理壓力有增無減。
經濟減速及産業趨窄堵塞階級躍升通道
“向上流動難不是香港所獨有，很多發達經濟體也有這個問題。”香港特區政府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香港經濟放緩致中産職位減少、産業結構轉型令制造業萎縮、服務業集中在中低端引起貧富差距拉大等，都是社會流動停滯的部分原因。
經濟繁榮為人們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同時也促進社會流動。相反，當經濟成熟與增長放緩時，競爭自然較大，令向上流機會減少。
相關數據顯示，香港本地整體勞動人口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在1997至2013年期間僅有14%的累積升幅。但小型住宅單位的平均售價在2006至2013年期間累計上升188%，同期的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卻只增加30%。加上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短期的經濟波動影響了社會流動的速度。
此外，産業結構無法提供大量多元化發展機會也是香港社會流動性減弱的重要原因。謝國樑指出，香港産業基礎比較狹窄，作為一個純金融服務業的城市，其缺乏第二産業提供的各種發展機會。
“一方面這由于特區政府長期信奉自由經濟，缺乏強有力的政策推動，另一方面也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有關。”謝國樑説，産業基礎窄其實是發達經濟體普遍存在的問題，在經濟全球化的分工與競爭格局下，像香港這種小型的經濟體很難大而全，只能做它最有優勢的産業。
但這就導致就業機會方面，香港高增值、高收入的就業崗位不多，並主要集中在金融和專業服務上。實際上，能夠容納比較多高薪崗位的産業是高科技以及高端制造業，但香港現在恰恰缺乏這些行業。
同時，教育程度高的就業人口（大學生）不斷增加，但沒有配套的有發展前景的就業機會，一些大學生無法像上一輩那樣逐步提高生活水準，于是鬱鬱不得志，産生了對社會的不滿。
以制度化舉措發展經濟拓寬産業結構
聚焦土地房屋、切實改善民生、發展多元經濟——在剛剛公布的最新施政報告中，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用超過220項新措施為香港規劃新藍圖，邁出了解決社會向上流動問題的關鍵一步。
“施政報告集中回應了兩大社會深層次問題，即土地房屋的需求和緩解貧富差距。”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廖群表示，比如全面調高在職家庭津貼和改善綜援計劃等措施，就充分照顧了香港中下層市民的需求。
一係列支援家庭、扶貧和教育的新措施都在報告中推出，發展多元經濟也在多個范疇提出了建設性舉措。有分析指出，特區政府要提高社會流動性，就應該積極配合産業結構的變化，找尋新機遇與新産業推動經濟多元增長，為香港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有利因素，從而創造更多就業與發展機會。同時，還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並調整香港的稅收制度。
此外，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及社會流動往往建基于人力資本與教育效能之上，社會也要不斷合力改革教育，為新的産業結構提供合適、高素質的生力軍。
“香港年輕人的困境與機遇研究報告”進一步建議，可考慮增加各院校到內地的交換生名額和資助、資助年輕人到內地就業及進行長時間交流，以及提供更多資訊渠道供年輕人到外地開拓視野。
“但首要是推動香港經濟更快發展、産業更為多元廣闊，才能為人才提供更多不同的機會。”劉兆佳説，政府扶持産業的力度要加大，土地房屋政策要改革，強化吸引外來投資和人才，同時應該用好香港服務“一帶一路”區域性服務中心的功能，強化競爭力，推動經濟轉型，制造更多就業。
謝國樑建議，應該積極支援和協助香港工商界拓展“一帶一路”市場，如果能在海外有一個比較廣闊的發展前景，自然可以把年輕精英通過企業渠道帶出去。
“但一切措施的背後，都需要社會穩定。”劉兆佳強調。
放下包袱 放眼廣闊空間
必須承認的是，由于全球化分工的影響，香港經濟表現與産業結構的改變和調整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加上本地就業市場飽和、競爭加劇，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尋找機會，已是十分必要的選項。
可惜，香港不少年輕人不願面對世界，寧願留守香港。一項調查顯示，只有約37%的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全球化對香港利大于弊”及“內地與香港融合對香港利大于弊”。只有不到一半的1976至1990年出生的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內地比香港有更多就業機會”，超過80%“不中意到內地工作”及“不打算長遠在內地工作”，只有7%受訪者認同“到內地工作對提升社會階層有幫助”。
“如果現在香港的年輕人願意放下一些包袱，把眼界打開，機會將會更多。”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郭一鳴説。
隨著內地與香港的聯繫越來越緊密，北上就業已是趨勢所向。面對改革開放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遇，香港年輕人需切實加強對內地的認識，將自己的天空擴闊，才能真正做到學以致用、人盡其才。特區政府也應為年輕人提供內地就業的介紹與機會，讓其可以發揮所長。
每個人的命運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香港年輕人應努力謀求機會，向上流動才指日可待。相反，如果總是抱怨社會不公，甚至通過非法暴力行徑進行發泄，凡事皆怪罪政府或制度而不向自身尋找原因，不但問題不會自動解決，反而會令自己的未來真的向下流去。
“修例風波的平息需要一個過程，復雜因素集聚而成的社會矛盾也很難單靠一項措施可以解決。”謝國樑説，但解決社會向上流動的問題必然是其中的一個渠道。如果香港年輕一代能夠有更好的前景和未來，這對香港社會恢復安定和長期繁榮，肯定會産生積極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