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察招募海報。圖片來源：香港警務處網站

　　無論是在影視作品還是現實生活中，香港警察都給我們留下了良好印象：英勇善戰、破案如神，還不卑不亢、高度克制。應該説，在香港，除了警員素質極高以外，健全的法律和有效的監管也是保證警隊保持高服務水準的重要一環。那麼，香港警隊倘若在執法過程中出現玩忽職守、不作為等情況，會如何被監督和處理呢？

　　提到香港監督警察這個話題，就不得不提香港的投訴警察的雙層制度。制度的第一層，投訴個案會交給香港警務處投訴警察課；待投訴警察課完成調查後，便會把調查報告及檔案資料交給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審核，這就是制度的第二層。

香港警察。資料圖

　　監警會的權力都有哪些？根據《監警會條例》，監警會主要職能包括觀察、監察和覆檢警隊處理和調查須匯報投訴的工作，以及監察對被投訴警務人員所採取的行動；找出警隊工作常規或程式中已經或可能引致市民投訴的缺失或不足之處，並提出建議；適當時向警務處處長或（／及）行政長官提出意見和建議等。如果監警會在審核調查報告時如果覺得有疑點和不足，將會要求投訴警察課澄清或提供更多資料，甚至重新調查。調查必須在調查報告獲得監警會通過後才能完結。

　　既然監警會權力這麼大，又有誰來監督監警會呢？監警會是一個獨立機構，2009年6月1日《監警會條例》正式生效，從法律上確立了監警會的獨立性；監警會主席、副主席及其他委員均由行政長官直接委任，但行政長官不可幹預監警會履行職責，確保了監警會在履行職責時保持中立和不偏不倚。

　　接下來，讓我們通過兩個案例來看一下監警會是如何處理投訴個案的。

香港交通警察在監測車速。圖片來源：香港警務處網站

　　據香港媒體報道，一名外籍男子嘗試在不允許載客路段打車，的士司機沒給開門，外籍男子情緒激動，將車窗擊碎，最後司機報警求助。警察達到現場後，外籍男子解釋是為了送朋友去醫院才情急擊碎車窗，並非故意。當時司機和外籍男士希望私了，但沒能就賠償金額達成共識，司機希望追究外籍男士的責任，並要求把此事列為刑事案件進行調查。但警長認為這件事並不涉及刑事成分，最後將這件衝突列為“發現汽車損毀”，而非刑事案件。

　　然而，認為自身權利受到侵犯的士司機並未就此罷休，而是以“疏忽職守”的名義投訴了這位警長，香港警務處投訴警察課認為，這位警長的處理合情合理，認為警長“並無過錯”。但是監警會做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

　　香港監警會認為，根據香港相關法例，外籍男子不斷敲打窗戶，是魯莽的行為，雖然他朋友的身體狀況急需接受治療，但這並不能作為他魯莽行為的合法辯解。由于所有犯罪因素在現場查問時經已存在，這位警長應該將事件分類為 “刑事毀壞”。監警會因此認為警長于現場倉促終止調查有關事件屬于“疏忽職守”。

　　最後，香港警務處接受了監警會的覆檢結果，並對涉事警長作出了訓諭。

　　另外一個案例是這樣的。

　　一位香港警察在處理完一起對司機的處罰後，因為司機不斷抱怨，而回應了一句“GO！GO！GO！”（意思要催趕司機離開），而被司機以“沒有禮貌”的罪名投訴。

　　被訴警察辯稱“GO！GO！GO！”並不是出于對受罰司機的蔑視，而是一種“自我鼓勵行為”。由于缺乏獨立證人和確鑿的證據證明警察當時的語氣和意圖，該投訴被投訴課定性為“無法證實”，司機的投訴亦被駁回。

　　然而，監警會在細致地調查取證、採訪當事人及目擊證人之後，將投訴材料發還警署投訴警察課，並給出最終處理意見：該名警員在公共場合説“GO！GO！GO！”有執法過程中行為不當之嫌，建議警署對該名警員作出訓諭，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上面兩個案例是比較典型的，第一個屬于指控“疏忽職守”，第二個屬于“行為不當”。根據監警會去年年底發布的報道，2015/2016年監警會通過的投訴警察個案共涉及3,360項指控，最多的指控是“疏忽職守”（1528項），排第二是“行為不當/態度欠佳/粗言穢語”（1107項）。

監警會新聞發布會。資料圖

　　既然監警會監督對警察的投訴，監警會的存在會不會引發與香港警察的矛盾？監警會是這樣回答的：“我們和警隊不是對立的，我們同乘一條船。”監警會主席郭琳廣在接受採訪時曾做出上述表態，夥伴關係源自目標一致，雙方都希望提高警隊服務品質，減少市民投訴，監督投訴符合警隊自身利益。“我們做的事情，要求他們做的事情，都是為了他們好。”

　　他表示，監警會作為法定機構工作了多年，向警隊提出各種建議，警隊的制度更加完善了，認真吸取了監警會的意見，現在的很多調查已經融入了之前監警會給他們的建議，並體現在了數據上。事實證明，投訴數量在這幾年，確實呈現下降趨勢。

　　郭琳廣説，監警會不但要對投訴人公平，對被投訴人也要公平。“我們的制度目標是好的，但是也要防止一些人為泄私憤而惡意濫用投訴制度。”（蔡嘯天 綜合整理）

【糾錯】

責任編輯： 章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