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處會館和名人故居，作為大雜院用于居民居住、存在安全隱患的34處，佔文物總量的近60%。”這是記者從北京市西城區文化委員會得到的數據。這種文物建築被大量佔用的情況，在北京市乃至全國都普遍存在，而騰退工作一直是各級文物部門頭疼的事。

　　為什麼難辦？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産權復雜。以北京市東城區為例，全區356處文物中，央産98處，市産55處，區産120處，軍産18處，企業和個人産41處，混合産24處，多頭管理，分割使用，保護責任難以落實，區級層面協調難度大。

　　比如，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清朝陸軍部和海軍部舊址，位于東城區張自忠路3號院，分為東西兩院：西院是陸軍部，目前由中國人民大學管理使用；東院的海軍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5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辦公用房。一個院子就有兩個産權單位，協調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第二，不合理使用。由于歷史因素，大部分被佔用的古建被搭建、改建為住房，人口密集，安全隱患極大。

　　兩年前記者曾走進位于世界文化遺産太廟東南角的一片棚戶區，那裏的情況只能用“觸目驚心”來形容。小院裏，各種簡易的臨時性建築幾乎佔據了所有空間，有的平房頂上加蓋房屋，再加上自行安裝的空調和淋浴設施，通道變得極為狹窄，僅容一人通過。頭頂上，各種電線在房屋間縱橫穿梭。而離小院不遠的一排平房則更是“充分利用”與太廟圍墻之間的空隙，每戶都搭出一個兩三平方米的小屋，而房子與墻之間的通道竟然狹窄到僅一步距離。走進通道，稍不留意，記者背後的雙肩背包就與圍墻、屋墻頻繁“親密接觸”。仔細察看不難發現，這些臨時性的簡易房子大多不住人，而是用于儲煤、儲物及作為簡易廚房，或者堆放生活雜物。採訪中記者了解到，由于不具備天然氣管道和熱力供暖條件，這裏的居民大量採用液化氣罐做飯、用煤取暖，大量無序用油、用氣、用火、用電，給太廟古建築群和居民自身安全帶來嚴重隱患。此外，棚戶區內堆放的易燃物品雜亂繁多，而其周邊有眾多的古柏、楊樹等高大樹木，極易發生火災事故。而且這種極其狹窄的通道，一旦發生火災等安全事故，根本無法撲救。

　　盡管文物部門一直在積極努力，但這裏的騰退工作多年沒有進展。值得欣慰的是，記者發稿前從北京市文物局獲悉，此處棚戶區的騰退工作正在進行中。

　　第三，騰退資金缺口大。清陸軍部的産權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的領導在接受採訪時曾明確表示，學校數次做過居民騰退搬遷的打算，但由于成本過高而數度擱淺，資金缺口在2006年已達千萬元，十年後的今天，可能需要超過一億元，對學校是“無法承受之重”。

　　但是，不管難度有多大，依法保護是責任。

　　北京市東城區建立了由區長任組長，各相關部門和實施單位組成的文物騰退工作組，發揮牽頭作用，建立動態管理平臺，加強業務指導，齊心協力，攻堅克難。同時，他們加大了文物騰退的保障力度，制定文物騰退的計劃，將相關項目列入政府年度投資計劃，重點保障文物騰退的資金和房源，統籌用好市區的專項資金，優先用于重點文物的騰退。據東城區文化委員會主任王偉東介紹，2017年他們重點啟動故宮周邊環境的整治，要完成東堂子4號、6號的騰退和清華寺二期騰退，推進法國兵營、清末太醫院、安樂禪林、豐城會館等17處不可移動文物的騰退保護工作。

　　在不斷實踐中，相關部門也逐漸摸索出一些新的辦法。比如北京市西城區，探索應用徵收條例對粵東新館、大柵欄護國觀音寺進行徵收騰退，借助棚改等項目嘗試對直管公房通過解危排險、協議騰退的方式實現文物騰退。位于宣西北棚改項目中的沈家本故居，成功實踐了協議騰退的工作路徑，實現了完全騰退。西城區文化委員會主任孫勁松説：“文物騰退過去一直沒有強制手段，這次是探索，跟法院一起，依據《文物保護法》第15條，加上《合同法》和《物權法》，最後通過解除合同完成了文物騰退。”目前，沈家本故居修繕利用工程已順利開工。

　　西城區正在以沈家本故居文物騰退為范例，厘清騰退工作的歷程和法律路徑，開辟出一條對區屬直管內的公房類文物，依據相關法律條款實現文物騰退的新模式。他們還參照棚改的項目，研究制定西城區2017年不可移動文物的騰退方案，規劃文物騰退的補償標準。“今年，我們的重點是推進安徽會館等15個騰退項目，已進入倒計時階段。”孫勁松説。

　　記者從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西城區“十三五”期間不可移動文物保護行動計劃》已編制完成，這可能在北京也是規模最大的。重點是對存在安全隱患、歷史文化價值突出、社會關注度高的47項直管公房類不可移動文物進行騰退保護。據了解，這47項的面積相當于半個故宮。今年，北京還將推動一批社會單位佔用、不合理使用不可移動文物的騰退保護。

　　北京市文物騰退攻堅戰已經打響！（記者 李韻）

【糾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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