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軍事首頁 軍事縱深  中國軍情  環球軍情  外媒報道 軍事圖片  視頻  名家專欄  軍史回眸  趣聞雜談  兵器大觀  軍旅文藝  軍事專題  改革，強軍必由之路 　　強國必強軍，強軍必改革。 　　一個國家、一支軍隊對待改革的態度和作為，直接決定著軍力強弱和戰爭勝負。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新軍事革命如驚濤拍岸，戰爭形態向信息化戰爭加速演進。改革，成為這個時代的強烈脈動，成為世界大國強軍的必由之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軍隊領導管理體制如何優化、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怎樣建立、新型作戰力量建設有何規律；美國何以持續保持世界軍事變革領先地位、俄羅斯軍事改革在試錯中取得了哪些成果……從11月23日起，新華社解放軍分社和參考消息報社聯合推出“強軍策——緊跟世界新軍事革命的腳步”專題報道，邀請國內軍事名家和相關領域專家，撰文評析世界新軍事革命發展趨勢，考察點評世界大國軍隊改革成敗得失，縱論分析世界新軍事革命對我國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經驗啟示。希望通過我們的報道，能夠帶來啟迪、引發思考。 　　當前，我軍正處于機械化建設尚未完成、信息化建設加速發展階段，軍隊現代化水準和國家安全需求與世界先進軍事水準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必須深入推進改革，下大力解決制約戰鬥力建設的體制性障礙、結構性矛盾、政策性問題，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強軍之路。 　　千紅萬紫安排著，只待春雷第一聲。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正面臨著難得的機會窗口，與時俱進的人民軍隊一定會勇敢迎接這場時代大考，向黨和人民、向歷史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12月30日，隨著空軍上將劉亞洲文章《軍改是一場革命》的推出，這一專題報道畫上圓滿句號。      “強軍策”專題報道告一段落，但中國軍隊改革強軍的大幕才剛剛拉開。這場整體性、革命性變革對中國軍隊、中華民族，乃至對世界格局的影響，講逐步顯現......   劉亞洲 安徽宿縣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委，空軍上將，畢業于武漢大學英文係，參軍後歷任排長、副連長、軍委辦公廳幹事、師級單位政委、軍區空軍政治部主任、軍區空軍政委、空軍副政委等職。             習主席指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一場整體性、革命性變革。……全軍要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和強烈的使命擔當，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精神，堅決打贏改革這場攻堅戰，努力交出讓黨和人民滿意的答卷。”     軍改是一場革命。譚嗣同説：“外國變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國以變法流血者，請自譚嗣同始。”今天，我們特別需要譚嗣同精神。     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有時候改革也是流血的政治。在中國歷史上，軍隊改革的篇章常常是用血與火寫就。商鞅改革就是很好的例子。商鞅變法很大程度上就是軍事改革。當時列國爭雄，思想正從爭鳴的廟堂走向變革的曠野。在時代澎湃向前的潮流中，向後沒有退路，只有亡國滅種。改革是唯一活路。商鞅以大無畏的膽魄把秦人引到這條生路上，他自己卻走上了死路。商鞅變法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冒險犯難。只有冒險犯難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秦人有血性，無規矩。商鞅為他們制定了規矩，然後又用自己的鮮血進一步涵養澆灌了秦人的血性，于是秦人就變得更加剛烈了。商鞅是被車裂而死的，死得如此痛快淋漓，使後世的死刑全部黯然失色。商鞅身體在被撕裂的那一霎間，也預示著秦國與舊制度的徹底決裂，因此他的死不僅是一種儀式，更是一個境界，百世之後，仍讓人感奮不已。 [閱讀全文]  延伸閱讀： 劉亞洲:抗日戰爭與中華民族精神的崛起 劉亞洲署名文章：精神——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          金一南 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全國模范教師，全軍優秀教師，連續三屆國防大學“傑出教授”。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主要研究方向為國家安全戰略。著作《苦難輝煌》獲圖書出版最高獎“中國出版政府獎”，由此被評為“中華文化人物”。         軍事變革從來不是為了贏得讚譽，而是為了贏得戰爭。這一變革從來不可能是一曲詩情畫意的田園牧歌，必然是一場新舊之間的艱難較量與鏗鏘碰撞。 　　為什麼不要田園牧歌而非要鏗鏘碰撞？ 　　因為非變革不能勝利。 　　不變革就會被他人消滅 　　1806年10月，普魯士軍隊在耶拿戰役中兵敗如山倒。卡爾·馮·克勞塞維茨評論説：“它不只是一個風格過時的例子，而且是墨守成規導致的極端缺乏想像力的例子。”作為普軍奧古斯特親王的副官，克勞塞維茨在這場戰爭中丟人地被俘。這位後來成為西方軍事戰略鼻祖的人，刻骨銘心地把普魯士軍隊失敗的原因歸結為三條：中高層軍官很少認識到戰爭特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軍官們更關心自己的軍銜和社會地位，而非訓練與作戰；士兵缺乏愛國心和軍人精神。[閱讀全文]  延伸閱讀： 金一南:從空前覺醒到偉大復興 金一南講:世界大格局,中國有態度          任天佑 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主任，教授，少將。著有《讓思想突出重圍——當代軍事轉型中的心路紀要》《問道改革強軍》，主編、參編著作10余部，在重要報刊發表文章百余篇。曾獲全軍政治理論優秀成果一等獎，國防大學劉伯承科研成果特等獎等。    進入21世紀，軍事改革呈現再次加速之勢。美軍建成了下轄10萬部隊的網絡司令部，打造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網絡戰力量。圖為美國萊克蘭空軍基地網絡戰中心。     人類社會形態每一次革命性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生産方式的重大變化，必然對武器裝備和作戰方式産生革命性影響，進而推動軍事領域的整體變革。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新技術迅猛發展，引發了軍事技術的革命性創新。軍事技術一旦突破，接著改變的就是武器裝備。短短數十年，平臺、偵察、傳輸、感知、控制等一係列武器裝備的信息化水準實現了質的躍升。這些武器裝備迅速用于實戰，體現出震撼性的作戰效果。隨著高新技術迅猛發展及其在軍事領域的運用，人們開始從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來研究把握其影響。上世紀90年代初，海灣戰爭正式拉開了這場世界性軍事革命的序幕。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在加速發展高新技術和武器裝備的同時，加快推進軍事改革步伐，持續推進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和軍事轉型，成為世界新軍事革命的領頭羊。[閱讀全文] 延伸閱讀： 任天佑：軍隊從嚴治官必須重點鎖定高中級幹部 任天佑：一戰推動中國歷史走向重大拐點 任天佑：實現中國夢的戰略支撐和力量保證   王衛星 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部長、研究員，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國際軍事分會會長，少將軍銜。曾在軍區、軍、師、團機關、部隊和院校工作。1996年調入軍事科學院，先後任研究員、研究室主任，副部長、部長。代表性學術著作有《中國軍事藝術》《白話中國兵法》《中國古代戰略理論精要》。    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是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緊迫課題，也是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標誌。研究借鑒外軍在這方面的特點規律，對于科學籌劃我軍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     我們所説的“聯合作戰指揮體制”，在美俄等世界主要國家軍隊，目前還沒有完全對應的專門術語。我們研究認為，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是指軍隊為指揮聯合作戰而建立的組織體係及相應制度。它包括指揮機構的設置、職能劃分和指揮關係等。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實際上就是以聯合作戰為根本導向，以提高指揮效能為核心目標，對作戰指揮體制進行的改革。     戰爭實踐始終是催生和倒逼外軍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的強大動力。外軍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大體上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開始的，推進過程幾經曲折，一直延續到今天。究其時代背景和根本動因，是工業文明快速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戰爭形態深刻演變的必然結果，也是軍隊組織體係化、作戰力量多元化、軍事行動全域化的內在要求。歸根結底，聯合是現代戰爭制勝的基本規律。     美軍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起步最早、主動性最強。經過近70年的三輪改革發展，美軍聯合作戰指揮體制已日臻成熟。     第一輪改革是1947年到1949年，屬于初創階段。二戰後，美軍總結二戰盟軍聯合作戰指揮經驗，檢討長期以來形成的軍種至上、交相紛爭、職責不清等體制弊端，創立了以國防部為主體的領導指揮體制，設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聯合參謀部，在戰略層級上解決了作戰指揮權不統一的問題，形成了現代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的雛形。[閱讀全文]   肖裕聲 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原副部長、少將,專著主要有《中國共産黨軍事史論》、《中國共産黨軍隊政治工作史》《毛澤東政治工作思想概述》等。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第二版）·世界戰爭史》等著作。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大國圍繞加速推進國防和軍隊信息化，以軍事戰略、軍事技術、作戰理論、力量建設、組織結構和軍事管理創新為基本內容，以重塑軍事體係為主要目標，出現了一係列新的發展趨勢，其速度之快、范圍之廣、程度之深、影響之大，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所罕見。回顧本世紀這十多年大國軍事發展的特點，對于我國建設鞏固的國防與強大的軍隊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啟示。        應對強權戰爭，必須未雨綢繆     2001年9·11事件後，以打擊恐怖主義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為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對主權國家發動戰爭，呈現出強權戰爭的新態勢。當年10月，美國在阿富汗打響了反恐戰爭的第一槍，很快推翻了塔利班政權。2003年，美國在反恐的招牌下，發動伊拉克戰爭，一舉推翻了薩達姆政權。2011年，美國自稱落實聯合國安理會1973號決議，打擊利比亞當時卡扎菲政權的相關目標。這些戰爭向全世界顯示了強權的戰爭邏輯和思維。實際上，強權戰爭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軍事表現，旨在運用武力來詮釋強權的戰爭思維。     美國強權戰爭的稱霸離不開其強大的綜合實力。一是經濟實力，二是政治外交實力，三是軍事實力，四是改革實力。[閱讀全文] 延伸閱讀： 肖裕聲:抗日戰爭對民族復興的歷史啟示 肖裕聲:甲午戰爭的歷史告誡 軍事科學院肖裕聲談外國民兵預備役訓練特點   馬軍 軍事科學院外軍部美大室副主任。畢業于空軍導彈學院，多次參加部隊重大任務，曾赴國外多地留學，3次榮立三等功。2010年調入軍事科學院，先後從事有關印軍、美軍和中東地區安全問題研究。     2003年爆發的伊拉克戰爭被認為是人類戰爭史上第一場初具信息化形態的戰爭。進入21世紀以來，各國軍隊大力倡導以信息化為核心的軍事轉型，盡快使工業時代的機械化軍隊轉型為資訊時代的信息化軍隊。作為軍事轉型“龍頭”的美軍，信息化始終是其新軍事革命的核心內容，其軍事轉型緊緊圍繞提高軍隊資訊力和結構力這一根本目的，對軍隊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逐步把傳統軍隊轉型為以資訊和網絡為基礎的新型軍隊。在這一過程中，“資訊主導、綜合整合”已不僅是一個純技術性概念，而逐漸成為指導各國軍隊軍事轉型的一個全新理念。       自古以來，戰爭都需要情報的支援，情報就是一種資訊。但是資訊時代以前的戰爭，資訊在戰爭中的作用還不能稱為“主導要素”。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一種以信息化裝備為基礎，以確保信息安全、奪取資訊優勢為主要制勝因素，在陸、海、空、天、網、電等多維空間和心理認知的多重領域進行的一種全新的軍事對抗活動——信息化戰爭正逐步登上舞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歷次局部戰爭實踐已經向人們生動地揭示了這一趨勢。       以美軍為首的西方國家軍隊，通過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倚仗其強大的資訊優勢，在奪取和保持資訊權的基礎上，以較小的代價，最低限度的附帶損傷，一次又一次取得了勝利。透過這幾場高技術局部戰爭，人們驚訝地發現，構成戰鬥力的三大要素——物質、能量和資訊，在現代戰爭中的地位正發生顯著變化：資訊正逐步取代物質和能量，成為戰爭的主導因素。這一戰爭形態的變化，對各國軍隊打贏未來信息化戰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閱讀全文] 李銀祥 國防大學孫子兵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大校軍銜。長期從事軍事思想、軍事歷史、軍事訓練學等領域的研究，主持或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總部及國防大學的課題十余項。    新型作戰力量是以新需求為牽引、以新技術為支撐、以新能力為標誌的作戰力量。它是一個時代軍事發展的風向標，代表著軍事技術和作戰方式的發展趨勢，是國家戰略前瞻力量，是軍事革命的制高點。從本質上説，軍事革命的過程就是建構新型作戰力量及其能量釋放模式的過程。       預示軍事改革大幕開啟     新型作戰力量産生之初，作為當時軍事發展領域的新事物，總是具有傳統作戰力量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它對戰鬥力的提升是直接的、迅速的。它的作戰效能與傳統作戰力量相比，呈現出指數級的提升，在實戰中往往會收到奇效。20世紀初期，坦克、飛機及其他裝甲力量、空中力量等成為當時的新型作戰力量。在二戰初期，德國軍隊之所以能夠“閃擊”別國，就歸功于他們率先掌握並使用了新型作戰力量。     新型作戰力量往往是先進軍事技術和新型作戰思想聯姻的産物。新型作戰力量的興起，往往預示著軍事改革大幕的開啟。有遠見的戰爭指導者都會根據當時軍事發展的最新趨勢，選擇將新型作戰力量作為重點並著力加以發展。上世紀70年代，精確制導武器、電子信息技術尤其是指揮自動化係統的發展，成為新型作戰力量的主要代表，為新軍事革命的孕育和形成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質技術基礎。【閱讀全文】 朱啟超 國防科技大學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管理學博士，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係學碩士研究生導師，《情報雜志》《國防科技》等期刊編委。曾赴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研究係開展訪問研究，先後參加中美網絡安全對話、中英青年學者對話等交流活動。主要研究方向為科學技術與國家安全、網絡安全戰略與政策、軍事人才發展戰略等。    自上世紀60年代阿帕網（互聯網的前身）誕生以來，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使得一個新的人造空間——網絡空間——隨之出現。網絡空間被認為是陸、海、空、天等自然空間之外的第五維空間，如今已日益成為各國國家利益拓展的新邊疆、國家戰略博弈和軍事競爭的新領域，將深刻影響未來戰爭形態。近年來，世界許多國家尤其是軍事強國都建立了網絡部隊。網軍的出現，承載著資訊時代賦予的重要使命。要想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在網絡空間的急劇拓展，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網軍力量建設不可或缺。       軍事競爭新制高點      20世紀下半葉以來，人類活動的領域進一步向太空和網絡空間伸展，軍事大國和強國開始將制天權和制資訊權的爭奪視為軍事競爭新的制高點。尤其網軍的出現，是資訊時代到來的重要標誌。     利益在網絡空間空前拓展。美國麥肯錫全球研究所2013年5月發布了《顛覆性技術：有望改變人類生活、商務和全球經濟的前沿技術》研究報告，預測移動互聯網、雲計算、物聯網等12項技術將在2025年前對全球經濟産生顛覆性影響，並將創造出14萬億至33萬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各國經濟發展、科技創新以及社會價值觀塑造將對網絡空間産生越來越強的依賴，國家利益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網絡空間擴展。【閱讀全文】   梁芳 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戰略學博士，博士生導師，海軍大校。 長期從事海軍戰略、軍事戰略、海洋權益與國家安全等領域的教學與研究。出版學術專著《海上戰略通道論》、《海戰史與未來海戰研究》等多部著作與教材，承擔國家級、軍隊級、國防大學等重大科研課題30余項。       從今年8月1日起，由空天防禦兵和空軍合並而成的俄羅斯新軍種空天軍投入戰鬥值班。圖為俄空天軍蘇-34戰鬥轟炸機在敘利亞執行轟炸任務。 　　在新軍事變革的推動下，聯合作戰成為未來作戰的主要樣式。作為聯合作戰的主體，軍種的發展成為制約或提升聯合作戰的重要環節。如何發揮好聯合作戰體制下軍種的作用，如何處理好聯合任務部隊與軍種之間的關係，是當今世界各國軍隊始終在探索的問題。       在當代世界，隨著新軍事革命的開展，傳統的軍種戰略理論已無法滿足軍種建設的新規律和新特點，軍種戰略理論必須進行新的變革與創新。近些年來，軍事強國在理論創新方面大膽拓展，不斷推陳出新。如美軍在軍事思維和作戰理論上都發生了重大轉變，一些重大理論成為美軍理論建構和戰略設計的邏輯起點。“戰略癱瘓論”、“五環目標論”、“先發制人論”等一係列相互交融的新理論，共同體現了信息化條件下軍種發展的新內涵、新趨勢。同時，美國的軍種作戰理論也進行了重大調整，空軍實施“全球到達”，海軍實施“以海制陸”，陸軍實施“全維作戰”，使傳統的軍力對比發生質的變化，轉變了各軍種自成體係發展的觀念，使諸軍種作戰力量對比實現無縫連結，做到互聯、互通、互操作，並縮小軍種之間的差別，形成信息化條件下的聯合作戰能力。     在現實中，當資訊網絡把多維空間連接成一個係統的戰場，當遠端精確制導武器和遠端兵力兵器實施超越空間的作戰，軍種的戰略運用空間、方式和手段已發生根本的轉變。例如，美國海軍充分利用艦載航空兵和巡航導彈的“向岸性”作戰能力，把海上力量的打擊威力從海上擴張到對方陸地防禦縱深，使現代海軍基地的戰略觸角跨越傳統的空間，開始延伸到陸地和國土的上空。 【閱讀全文】 戴旭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著有《C形包圍》《盛世狼煙》《20世紀世界空戰》等書，近期發表于《學術前沿》《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國防參考》《中國國防報》的文章有《南海戰略萬言書》《鍛造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走在戰爭前面》《對中國政治安全和國防安全的最大威脅——美國文化戰略及其“第五縱隊”》《大國博弈的主戰樣式：資訊思想戰》等。       網絡把世界連為一體，開辟第六維空間——心理空間，無形之心被無形之網推舉、放大為戰爭制勝的新高地。在“網”“心”交織的變形空間中，大國戰略博弈的主要樣式已轉向第七代戰爭——“資訊思想戰”。 　　由意識形態衝突、常規軍事力量的“械鬥”和各種網絡攻擊構成的混合戰爭，彌漫當代軍事現實。急速變化著的戰爭形態，已全面衝擊和超越自海灣戰爭以來相對固化的“信息化”概念。關于戰爭和反戰爭的知識係統亟需升級、更新。軍事革命不是一聲發令槍，而是一個歷史階段中的一場跨欄長跑。     美國掉入網絡時代陷阱          眼下，當今世界最先進、最強大的國家——如美國、老歐洲國家、俄羅斯，都在和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作戰。近代史上的這些老列強聯手出擊，幾乎總是所向披靡。但是，這一次它們動用了除核武器以外幾乎所有的先進武器，甚至動用了古老國家體係中的其他力量，來對付一個崛起僅一年多的“伊斯蘭國”，但是戰爭規模、范圍不是越打越小，而是正好相反。     美國已經掉入比越南戰爭更兇險的陷阱之中，這是因為今天已進入網絡時代。當年，它撤出戰場就可以擺脫災難，現在，它端坐家中也無安全感可言。自二戰後就在引領危險的戰爭新潮流的美國，終于把世界帶到了一個連它自己也不認識的戰爭時代面前。【閱讀全文】 王衛星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部長、研究員，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國際軍事分會會長，少將軍銜。曾在軍區、軍、師、團機關、部隊和院校工作。1996年調入軍事科學院，先後任研究員、研究室主任，副部長、部長。代表性學術著作有《中國軍事藝術》《白話中國兵法》《中國古代戰略理論精要》。       外軍作戰指揮體制改革，重在以聯合為指向，在調整指揮職能、指揮關係和指揮重心上下工夫。深入分析各國軍隊改革指揮體制的思想理念、方法路徑和利弊得失，研究把握其中帶規律性的東西，對于開闊我們的視野，激活我們的思路，搞好改革籌劃設計，提高改革效益，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作戰指揮與建設管理適度分離　     戰後世界主要國家的軍隊改革，都遵循了作戰指揮權與建設管理權適度分離分工的原則。分的目的，是為了專業化的建、聯合化的用。從更深層次意義上講，是為了確保國家最高當局對軍隊這個特殊強力集團的政治控制。     從外軍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的路徑來看，作戰指揮與建設管理在頂層實施一元化領導，在某些層級，權力相對分離，這也是構建聯合作戰指揮體係的必要基礎和前提條件。早在1958年艾森豪威爾進行國防改組，美軍就開始推動作戰與行政兩條指揮控制線相對分離。《1958年國防部改組法》明確指出“取消各軍種以前作為‘執行代理人’所享有的指揮部隊的法定權威”；“建立兩個指揮渠道：針對已部署部隊的作戰渠道和針對支援任務的行政渠道”。總統和國防部長負責作戰指揮和建設管理的全局；戰區司令部和職能司令部負責作戰籌劃和指揮；軍種負責各自部隊的人事、訓練、裝備、編制、經費、後勤等業務，向戰區司令部司令提供參戰部隊。【閱讀全文】   林治遠 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美大軍事研究室主任兼研究員，大校軍銜，碩士生導師。曾任《外國軍事學術》雜志總編，主持完成《美國軍力報告》等，主持或參與完成課題50余項，譯著10余部。獲軍事科學優秀成果獎25項，榮立三等功兩次。       二戰後，美軍進行了七次大改革。從歷史發展脈絡上看，美軍改革特別是作戰指揮體制改革，前後歷經數十年的時間才最終得以完成，是在眾多因素制約下鬥爭、折中、妥協的産物，但是改革的總方向基本上沒有動搖。從路徑選擇上看，美軍並未指望通過一場“畢其功于一役”式的改革，實現全面性的歷史突破，而是將逐步打破舊體制、促成階段性突破作為改革籌劃和組織實施的關鍵，從而保證了改革的穩定性、有效性和持續性效果。       上世紀70年代，美軍籠罩在越戰失敗的陰影下，蘇聯軍力已趕上甚至在某些領域超過美國，迫使美軍不得不進行改革。在美軍高級將領大力推動下，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美軍進行了一場全面、係統、深刻的軍事改革，涉及軍事理論、體制編制、兵役制度、教育訓練、武器裝備發展等各個領域。經過大刀闊斧的改革，美軍面貌煥然一新，打贏了1991年的海灣戰爭，以微小代價取得了二戰以來最輝煌的勝利。 　　美軍在贏得海灣戰爭勝利後，沒有讓勝利衝昏頭腦，沒有躺在海灣戰爭的功勞簿上，而是抓住難得的“戰略機遇期”立即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新軍事革命”。這場變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主動性、前瞻性強，高層變革意識強烈，較快統一思想認識，動力強勁。 　　當然，美國國內不乏對變革持懷疑態度的人。懷疑變革的人提出的一個最大問題是：美軍已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了，為什麼還要變革？美國高層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保持美國的競爭優勢，“以實力求和平”，“維持和平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據我們自己的條件來重新定義戰爭”。 【閱讀全文】   何雷 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將軍銜。先後任作戰部隊團以下各級軍事主官；軍事科學院研究員，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部副部長、部長，科研指導部部長；蘭州軍區副司令員等。      習主席指出，我們要登高望遠、見微知著，看到世界軍事領域發展變化走向，看到世界新軍事革命重大影響，形成科學的認識和判斷，與時俱進大力推進軍事創新，有針對性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改革。學習領悟習主席的重要論述，考察分析世界新軍事革命中外軍司令部建設轉型的特點規律，對推動我軍領導指揮體制改革有著重要借鑒意義。       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世界新軍事革命發軔于上世紀70年代，全面展開于海灣戰爭後的90年代，蓬勃興起于本世紀頭十年，現在處于深入發展階段。司令部作為軍隊的首腦機構和指揮中樞，在這場世界范圍內的新軍事革命浪潮中，既挺立潮頭，肩負著引領帶動軍隊整體轉型的重要使命，又首當其衝，承擔著實現自身全面轉型的重要使命。 　　新的戰爭形態，要求以信息化為牽引實現司令部建設全面轉型。世界新軍事革命的核心是信息化。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進步和現代局部戰爭的實踐發展，戰爭形態由機械化戰爭向信息化戰爭加速演進，強制性地要求重塑司令部的組織形態、技術形態和理論形態，按照新的理念、新的模式履行設計戰爭、籌劃戰爭、指揮戰爭的核心職能。簡言之，就是要由機械化戰爭時代的司令部轉型為信息化戰爭時代的司令部，成為平時能夠科學籌劃和指導信息化戰爭準備，戰時能夠高效組織指揮打贏信息化戰爭的新型司令機關。  【閱讀全文】 付徵南 現為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美大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在《解放軍報》《外國軍事學術》《軍事學術》和《國際政治研究》等報刊發表論文、譯文、時評二百余篇。      作為美軍領導指揮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戰略管理體制的主要職能是“養兵”，由總統和國防部長通過軍種部統管軍隊建設，主要包括戰略規劃機制、人力資源管理機制、國防預算機制和裝備採辦機制等，具體負責制定國防政策、國防預算、兵力規劃，以及部隊的行政管理、戰備訓練和裝備採辦等。其核心是如何通過科學、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法，使人、財、物等資源的配置和使用達到最優化水準，其精髓是以最小化的投入達到最大化的效果，是決定軍隊戰鬥力生成和釋放效果的重要制度保障。美軍經過上世紀60年代和本世紀初的兩次改革，逐步形成了以“PPBE”（規劃、計劃、預算與執行）制度為核心的一整套自上而下、成熟規范的戰略管理體制，深入剖析其運作機理與有益經驗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文官治軍”引入企業經驗     體制創新源于理論創新。重視體制改革的理論來源和實踐論證，是美軍戰略管理體制改革的一大特色，其實質是依托“政治旋轉門”式的“文官治軍”和“文職人員”制度，通過人事更替將現代企業和社會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及新手段“無縫”融入軍隊領導管理實踐。     根據美軍的“文官治軍”制度，國防部長和軍種部長等高級管理層均由文職官員出任。這些文職官員都是來自美國企業、法律或學術等相關領域的專家，具有從政、從商、從研、從教和從軍的多元化背景經歷和復合型知識結構，能夠在政府部門、企業公司、軍方機構與學界智庫之間實現自由流動，可以確保美軍戰略管理體制的科學化和專業化。【閱讀全文】 童真 經濟學博士，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美大軍事研究室助理研究員，中校軍銜。主要研究方向為美國軍事戰略調整、美軍改革等。主持或參與國家社科基金、軍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30余項，譯著6部。      一個國家的軍隊規模究竟多大才算合適，結構如何才比較合理，軍隊若幹重大比例關係怎樣才比較適宜，這是二戰結束以來，世界主要國家軍隊一直在探尋和解決的重大問題。美國作為世界頭號軍事強國，更是將優化軍隊規模結構視作其提升軍事實力的頭等大事。     力圖打造世界最強軍隊     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對軍隊規模結構進行了持續的探索和優化，總體上形成了“全能、一體、領先”的建設目標，力圖打造一支世界最強軍隊，不僅能夠應對各種規模、各種性質的戰爭與非戰爭軍事行動，而且能合理統籌現役和預備役部隊、軍人與文職人員隊伍建設，並在組織、技術、作戰思想上全面超越對手。    自二戰結束到越南戰爭，美軍重點圍繞打贏核戰爭來優化調整軍隊規模結構。軍隊規模由二戰時峰值的1200萬人大幅壓縮至1948年的144萬人，雖然朝鮮戰爭時曾一度擴充至360萬人，但此後長期保持在210萬人左右。其間，美軍大幅壓縮陸、海軍數量，陸軍航空隊脫離陸軍建制，組建獨立軍種空軍，並得到優先發展；大力發展導彈核武器，組建陸軍導彈部隊、海軍核潛艇部隊和戰略空軍，陸軍師由“三團制”改為適應核戰爭需要的“五群制”。【閱讀全文】 李抒音 軍事科學院外軍部歐洲室副主任、大校.俄羅斯軍事問題專家，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俄軍建設與改革、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亞地區安全形勢等，代表作有《俄軍特種戰役》《蛻變之痛--艱難轉型中的俄羅斯軍隊》等。      俄羅斯軍事改革是一個非常受人關注且常説常新的話題。作為一種常態化軍事現象，俄軍改革呈現出較強的堅決性、激進性和反覆性特徵，令人在驚嘆感慨之余又時常有眼花繚亂之感。自1992年俄軍組建以來的歷次改革，無不可以用“大刀闊斧”“傷筋動骨”之類的形容詞來描述。盡管如此，俄軍改革特別是2008年開啟的“新面貌”改革成效依然十分明顯。如果説2014年在克裏米亞戰場上俄軍還只是小試牛刀的話，今天俄羅斯軍隊在敘利亞戰場上的出色表現則充分證明，俄軍改革取得了成功，改革過程中的不斷試錯已成為通向成功的重要階梯。     俄軍建設史即改革史     1992年以來的俄軍建設史，就是一部軍隊改革史。軍事改革，已成為俄羅斯歷任總統關注軍隊建設的重要內容，更是歷任國防部長的主要工作。這同時也使俄軍改革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徵，具有較強的時代背景和個人色彩。概括起來就是，葉利欽時期的軍事改革是“艱難開局、重在裁減”，而2000年至2008年普京時期則是“重點推進、理順上層”，2008年至2012年梅德韋傑夫時期的改革可概括為“重塑面貌、基本轉型”，而“普京3.0”時期的改革則是“深化調整、重在糾偏”。     葉利欽時期的軍事改革既是對戈爾巴喬夫時期軍事改革的繼續，因為他必須完成境外撤軍、裁減軍隊這一係列任務；同時，又是一次全新的改革，因為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實力及面臨的安全環境全都變了，軍隊的使命任務相繼發生了變化，軍隊也必須從原來的蘇式軍事體係向新的軍事體係轉變，建設一支更加精幹高效、便于指揮的新式軍隊。【閱讀全文】   蔡仁照 國防大學教學督導專家組教授，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軍事歷史與軍事思想、國防和軍隊建設、軍事戰略、戰爭戰略研究。撰寫的著作主要有《威懾論》《精兵論》《信息化戰爭論》《科技強軍論》《中國抗日時期的戰爭》《世紀登陸：諾曼底登陸戰役》《舉世無雙的軍隊》《戰略管理十三篇》等22部，557萬字；主編與合著15部，撰寫110萬字。曾獲國家圖書獎、全軍軍事科研二等獎三等獎、軍隊院校育才獎、《劉伯承獎》一等獎等各種獎勵77次。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作出了一個重大決策：減少軍隊員額100萬。時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宣布這一決定時，豎起一個指頭，滿懷信心地説：“我們下這樣大的決心，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員額減少一百萬，這是中國共産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現。” 　　這是一次産生深遠歷史意義的會議，會上通過了《軍隊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方案》。這個方案，是深化軍隊體制改革的進軍號，也是人民軍隊邁向現代化的衝鋒號，揭開了我軍強軍制勝的現代化建設大幕。 百萬軍隊，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它反映一定的戰鬥力，蘊含著人民軍隊建設發展的歷程。軍隊數量是品質的基礎。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戰爭，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一直為擴大數量而努力。 　　然而，“凡兵，務精不務多”。這是軍事家的共識。在軍事鬥爭領域，只有精兵強將，才能戰無不勝。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統帥華盛頓在總結南征北戰的經驗時，意味深長地説：“取得戰爭勝利的軍隊是精銳的軍隊，而不是龐大的軍隊。” 　　“兵貴精，不貴多”，走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這是我軍建設的一條根本原則。早在1945年12月15日，毛澤東論述抗戰結束後我軍的建軍方針時，明確提出：“兵貴精，不貴多，仍是今後建軍原則之一。” 　　軍隊的數量，關係軍隊的發展方向和戰鬥力生成，也關係世界和平、國家安定、民族振興。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高新技術廣泛應用于軍事領域，戰爭觀念、作戰樣式不斷更新，軍事鬥爭形式日趨復雜，人民軍隊如何走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閱讀全文】   李抒音 軍事科學院外軍部歐洲室副主任、大校.俄羅斯軍事問題專家，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俄軍建設與改革、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亞地區安全形勢等，代表作有《俄軍特種戰役》《蛻變之痛--艱難轉型中的俄羅斯軍隊》等。       2015年8月1日，俄軍宣布了一項重大改革舉措：將空軍和空天防禦兵合並，組建一個新的軍種——空天軍。盡管這一消息在俄軍內已有傳聞，但這麼快就付諸實施還是令人震驚。但更為震驚的還在後面。不到兩個月，9月30日，新組建的俄空天軍就開始對敘利亞境內“伊斯蘭國”極端組織實施空襲。目前看來，俄軍的空襲行動取得了明顯戰果，與此前國際反恐聯盟的低效率形成鮮明對比。俄此次行動不僅達成了多重戰略目的，有力地展示了新組建的空天軍的作戰能力，還向世人表明，俄軍“新面貌”改革取得了成功。其中，歷時20多年、爭議頗多的軍兵種體制調整被實踐證明是合理的。       一國軍隊保持什麼樣的軍兵種體制，既由這個國家的國情軍情決定，也要符合世界軍事發展的基本趨勢，適應未來戰爭的需要。1992年5月俄軍組建時，繼承了蘇軍的五大軍種結構，即陸軍、戰略火箭軍、國土防空軍、空軍和海軍，另外還有空降兵和軍事航太力量兩個獨立兵種。與此同時，俄軍為了適應軍事政治形勢的需要，提高軍隊指揮和使用的效率，減少指揮機關的數量，開始醞釀完善軍兵種體制。 　　從1993年到1996年間，俄國防部長格拉喬夫責成總參謀部、各軍種總司令部及相關科研機構開展了一係列研究，最終由總參謀部提出了一項名為“改革-2000”的方案，即首先于2000年前建立四軍種結構，2000年後逐漸向按武裝力量的行動范圍陸、海、空天三軍種過渡。總參謀部當時之所以考慮要先建立四軍種結構，主要是考慮到戰略火箭軍的軍種地位難以撼動，削減軍種的方案主要通過撤銷國土防空軍來實現。1996年第一次車臣戰爭期間，格拉喬夫因工作不力被迫下臺，這一方案也因此擱淺。 【閱讀全文】   丁皓 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亞非軍事研究室副主任兼研究員，學術帶頭人，中國南亞學會理事，印度和南亞問題專家。主要著作有：《印度軍事基本情況》、《印軍作戰訓練手冊》、《印度軍事思想》、《南亞軍事基本情況》、《印度軍事力量的崛起》、《大國崛起與國家安全戰略選擇》、《冷戰後外國新軍事思想研究》、《外軍聯合戰役理論新發展》等，參加重大重點課題多項，發表學術文章50余篇。       經過獨立以來60多年的建設，印度建立起一支規模位居世界第三的正規軍事力量，以及規模龐大、種類眾多的準軍事部隊和後備力量，確保了國家的安全穩定。進入21世紀，為適應世界軍事形勢和戰爭形勢變化的需要，印度啟動了新一輪軍事改革，旨在解決制約國防和軍隊發展的一些瓶頸問題，為軍隊向信息化轉型做好制度和機制安排。       一般認為，印度軍事改革始于2001年2月26日內政部長阿德瓦尼領導的部長小組向政府呈交的有關國家安全、國防和軍事問題的報告。有兩個主要因素影響這一輪軍事改革：一是1998年核子試驗所引發的嚴重後果，另一個是1999年印巴卡吉爾衝突的深刻教訓，後者是更為重要的因素。 　　印巴卡吉爾衝突發生後，印度舉國上下深感震驚，並要求徹底檢討在安全、情報和國防等領域存在的問題。為平息公眾的不滿，印度政府成立了卡吉爾評估委員會，評估衝突原因，檢討國防安全問題，並提出應對措施。該委員會最後向印度政府遞交了一份報告。為落實該報告提出的建議，瓦傑帕伊總理于2000年4月下令組建了一個由內政部長阿德瓦尼為組長、包括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等在內的部長小組，總體評估國家安全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2001年2月26日，部長小組向瓦傑帕伊呈交了關于國家安全與國防改革措施的報告，並獲得印度政府批準，由此拉開了印度當前軍事改革的序幕。       印度軍事改革范圍廣泛，涉及國家安全、國防領導體制、作戰指揮體制、情報體制、國防工業體制，以及邊境管理、軍地關係、反恐作戰、軍人待遇等眾多領域。縱觀十余年來印度軍事改革的軌跡，雖然不同階段改革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圍繞高層國防領導體制、作戰指揮體制和三軍一體化的改革始終貫穿全過程，這是印度當前軍事改革的重點，也是影響軍事改革的瓶頸所在。  【閱讀全文】   李明海 曾任作戰部隊排長、連長、參謀、股長、副營長、科長，國防大學副教授、資訊作戰研究所副所長等職。現任國防大學科研部成果管理室副主任（兼國防大學網絡空間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大校軍銜。主要研究領域為聯合戰役、網電空間作戰和軍事教育。獲國家和全軍科研優秀成果一等獎2項、優秀科研成果獎10多項。         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今天的戰爭已經呈現出許多與以往不同的新特徵。人類社會由工業時代向資訊時代邁進，戰爭形態與制勝機理髮生了顛覆性的變化。如果不把現代戰爭的制勝機理搞透，那就“只能是看西洋鏡，不得要領”。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緊緊把握現代戰爭的發展趨勢，不斷揭示戰爭形態和制勝機理的變化規律，持續推進國防和軍隊改革。在這場世界軍事變革浪潮中，一個國家、一支軍隊只有敢于改革、善于創新，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 　　戰爭形態變化顛覆傳統制勝因素 　　戰爭形態是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的産物。農業時代的手工業生産方式，決定了戰爭能量的釋放形式主要是依靠人的體能，戰爭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冷兵器。工業時代的機器大工業生産方式，決定了熱能成為戰爭能量的釋放形式，戰爭所使用的武器為機械化武器。自20世紀中葉以來，以電腦技術和信息技術為龍頭的大數據、雲計算等新技術群不斷涌現，引起軍事領域的技術革命。資訊優勢已成為戰爭制勝關鍵，催生了“發現即摧毀”、“秒殺”的作戰方式。“資訊優勢”轉化為“決策優勢”進而達成“行動優勢”。實現了從兵力、火力、資訊向決策和行動的轉型。資訊優勢和體係支撐，是實現中遠端武器在防區外對縱深目標進行精確打擊，從而改變戰場態勢直至贏得戰爭的決定性因素。戰爭制勝機理呈現出資訊主導、體係支撐、精兵作戰、聯合制勝的現代戰爭特點。這就必然引起作戰方式、作戰理論和軍隊編制體制的根本性、顛覆性變革。信息化、智能化戰爭已經到來。 【閱讀全文】   馬剛 國防大學軍事思想與軍事歷史教研室主任，大校，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軍事思想與軍事歷史科學術帶頭人，軍隊創新人才工程拔尖人才。畢業于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和國防大學，歷任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研究員、第二炮兵某導彈旅旅長、國防大學防務學院訓練處長、辦公室主任，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等職，組織參加了多項國家和軍隊重大現實問題研究。著有《新中國軍事外交》《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文化》《勝利的啟示》等專著。       大國的興衰有何歷史規律？2500多年前，中國著名軍事家孫子説，“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説的是軍隊對國家之重要。自16世紀以來，500多年世界大國崛起的歷史，對這句名言的詮釋可謂淋漓盡致。歷史已經證明，強大的軍隊是世界大國的立國之所需，強國之利器。      英美崛起歷史伴隨軍事改革      世界主要國家崛起的歷史表明，當年從平庸中脫穎而出的大國，實際上塊頭並不巨大無比。所謂大，是指實力強大，包括軍事力量的強大。這些大國的崛起，無一不是開思想之先河，想別人所未想；強軍力以保駕護航，做別人所不能。 　  比如，從16世紀開始崛起的大英帝國，相較于其他崛起的大國，條件先天不足：面積彈丸，人口不多，又地處世界邊緣地帶，偏于一隅，被排擠于當時世界中心——歐洲的大門之外。但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卻從歐洲的邊緣地帶悄然登上世界大國的寶座，稱霸世界幾百年，它的殖民地遍及亞洲、非洲、美洲、大洋洲所有大陸板塊，總面積達930萬平方公里，統治著世界上3億多的人口，造就了一個至今仍讓其後人引以為豪的“日不落帝國”。雖然大英帝國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其緊緊抓住世界地理大發現的機會，確立了海洋立國的發展戰略，並著力打造了一支與其戰略思想相適應的強大的新型軍隊，特別是強大的海軍。 【閱讀全文】     姜魯鳴 國防大學教授，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軍隊戰略規劃咨詢委員會委員。獲軍隊傑出專業技術人才獎、軍隊院校育才金獎、國防大學傑出教授、全國優秀教師，出版著作30余部。     當近幾場信息化戰爭的硝煙漸漸飄散之後，人們開始冷靜思考一個問題，即在當今信息化戰爭時代，世界各主要國家為何都大力推進軍民融合？這一問題隱含著今日戰爭與昨日戰爭的根本區別，也促使人們不斷探尋當代中國國防安全背後的深層問題。 現代國防安全，本質上是靠國家整體實力支撐起來的大國防體係安全。對于一個現代國家來説，所要維護的國防安全，集中表現為現實國防安全、基礎國防安全和動態國防安全三者的統一。由此決定了現代國家維護國防安全必須走軍民融合之路。 　　對我國來説，國防安全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態勢，可以概括為：傳統領域安全與新興領域安全相互交織；軍事安全與其他安全相互交織；現實安全與潛在安全相互交織。這説明，國防安全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深刻變化，要求我們具有相應的戰略能力，一個重要途徑就是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 　　與歷史上任何一種戰爭形態截然不同，尋求軍民融合是信息化戰爭的“天性”。據統計，一戰時期，武器裝備研制涉及的工業行業技術門類數以十計；二戰時期，擴展到數以百計；到海灣戰爭時期，則是數以千計。近些年來，美、英、法、德、日等主要發達國家軍事專用技術比重越來越低，目前已不到15%，軍民通用技術已超過80%，軍隊信息化建設80%以上的技術均來自民用資訊係統。 【閱讀全文】 田義偉 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助理研究員，上校軍銜，曾在野戰部隊、省軍區部隊、大軍區級政治機關任職，2次榮立二等功、6次榮立三等功，先後在媒體刊發理論文章30余篇。     對一支軍隊來説，體制是“形”，文化是“神”。各國軍隊在通過體制編制改革提升聯合作戰能力的過程中，都注重依靠文化的引領推動，將打造聯合文化作為重要途徑。     外軍普遍注重在保持軍種文化特色的同時，積極發揮聯合文化的“軟實力”對于聯合作戰能力生成的引領和支撐作用，著力塑造聯合作戰的主流精神，樹立牢固的聯合制勝作戰理念和價值觀念，最大限度打破思想觀念障礙、消除軍兵種文化隔閡，從而形成強烈的聯合意識、深厚的聯合情感和高度的聯合自覺，推動不同軍兵種、單位、部門、領域的官兵融為一體。     推動聯合作戰理論創新     近年來世界各國軍隊的改革，大都涉及軍隊體制、結構、體係和政策深層調整，改革目標宏大、領域廣泛、變化深刻，對各自軍隊、軍人原有思想和行為方式、情感歸屬和利益關係産生了重大衝擊。沒有思想共識，沒有上下同心，沒有行動一致，沒有力量凝聚，就不可能順利實現改革目標。而這一切，都離不開深厚而自覺的文化認同作為支撐。 　　【閱讀全文】     新華網版權與免責聲明： ① 凡本網注明"稿件來源：新華網"的所有文字、圖片和音視頻稿件，版權均屬新華社和新華網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本網協議授權不得轉載、連結、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經本網協議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下載使用時必須注明"稿件來源：新華網"，違者本網將依法追究責任。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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