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4日，農歷中秋節。山東省棗莊市山亭區徐莊鎮徐莊土地合作社的張凱華等近300名農民，從棗莊市市長陳偉等領導手中領到了全國第一份土地使用産權證。 農民徐宜新手拿著紅色的土地使用産權證，激動地説：“俺心裏一直熱乎乎的，比30年前拿到土地承包證還要高興！有了這個産權證，俺們農民會避免很多法律糾紛，土地流轉會更加順暢。特別是可以作抵押進行融資，能解決資金困難。” 棗莊市人民銀行行長劉福毅説：“憑著這張産權證，農民或合作社可合法、有效地到銀行辦抵押貸款。如果貸款逾期還不上，我們將對抵押期間內的土地收益權即地面附著物的收益，進行拍賣處理。”[詳情]

　　記者近日在重慶調研發現，本應為新農村建設提供支援和服務的各“農”字號金融機構近年來紛紛“棄農進城”，農戶和農村的正常資金需求，特別是農業産業化企業及規模化種養業的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發展現代農業過程中遭遇金融失血症，成為統籌城鄉發展一大難題。信用社以前設在村一級的服務網點也被全部撤掉，導致部分基層農村出現金融服務空白區。前幾年，由于部分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造，按照網點的利潤貢獻度，部分農村銀行網點被撤並，導致農村金融服務不足。農業銀行業務重點范圍從農村轉向城市，從農業轉向工商企業；郵政儲蓄在農村只存不貸，從農村吸納的資金被全部抽走，呈現農村信用社獨木難支的格局。[詳情]

　　30年前，貴州省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頂雲鄉石板井村陶家寨30多戶村民在當時的生産隊長陳高宗的帶領下，打破當時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為特徵的人民公社所實行的“三級所有，隊為單位”的舊體制，把土地包産到戶。頂雲因此與安徽鳳陽一起，成為中國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先行者。 實踐證明，頂雲的路走對了。當年，全公社28個生産隊有16個試行這一辦法，在夏收作物遭了冰雹，秋季作物受曹旱澇的情況下，16個生産隊個個增産，平均産量比上年增加三成。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産力，幾年時間，農村實現歷史性大跨越。但發展進入新階段，這種模式遇到了障礙。[詳情]

　　這是一個難以擺脫的怪圈：河南第一産糧大縣滑縣今年預計總産高達29億斤，但仍受困于“糧食大縣、工業小縣、財政窮縣”。怪圈的背後有這樣一筆賬：由于國際糧價遠高于國內糧價，如果以國際糧價為基準計算，滑縣29億斤糧食相當于“減收”25億元。25億元若計算為財政，滑縣財政收入將達到沿海一些較發達縣市水準；若折合為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相當于每人平均增收2080元，一躍接近江蘇的水準。“國內外糧價剪刀差”是繼“工農剪刀差”之後出現的新困境，嚴重影響了“政府抓糧、百姓種糧”的積極性，體現出糧食産區為國家作出的巨大貢獻和犧牲。[詳情]

　　65歲的李春蘭坐著馬扎，與十幾個老姐妹一起，把甜葉菊葉子捋到身邊的尼龍袋子裏。盡管一大家子有15畝地，可李春蘭今年卻顯得格外輕松：“地都交給合作社種了，孩子們都上班，我就給合作社打打零工。”李春蘭所説的合作社，是今年3月份村裏成立的土地股份合作社。雖然還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但李春蘭現在的身份卻是打工者。年初開始，膠州市膠北、膠東、洋河、李哥莊、馬店等鎮正悄然進行著一場變革。36家土地股份合作社倣佛在一夜之間挂牌成立，2.1萬畝土地開始由合作社統一經營，近萬戶農民被賦予一個新的身份——土地股民。[詳情]

　　地處偏遠、絕大部分青壯勞動力外出打工、産業化基礎薄弱，這一類型的農區往往依靠自身無力發展規模經營。自去年以來，重慶市開縣渠口鎮劍閣樓村順應農民意願，除留下少量口糧田和蔬菜地外，集中全村近1萬畝土地(含山地)組建重慶首家“土地合作社”，再由土地合作社統一對企業招商，合作社以地入股，分享紅利，農民通過務工獲得工資性收入。
農業專家和基層幹部認為，由農民聯合起來搞“股田制”需要有農民能人和産業基礎，而直接出租土地往往是在城市近郊，都不適應劍閣樓村這一類型的農區，而土地合作社則巧妙地破解了難題。[詳情]

　　我國自2004年開始實施糧食直補以來，惠農補貼范圍不斷擴大，但資金、項目分散，整合難度大，投資效益低，政策效應難以收到預期效果。基層幹部提出，各項補貼發放的方式有待改進。
解決“三農”問題和確保糧食安全一直是我國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中央以一號文件的形式，正式確定了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的政策，隨後中央連續出臺政策，多予、少取、放活，梯次構建支農惠農機制，種糧補貼也由最開始的糧食直補，增加到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2008年該四項補貼規模達950多億元，比上年增長85%。[詳情]

　　記者在重慶一些農區了解到，當前農村土地流轉呈現規模化、加速化的趨勢，全市土地流轉面積高達320.3萬畝，佔承包耕地總面積的16%。隨著大批工商資本進入農業，實現了“農民增收、企業增效”。但記者與基層幹部、農民、農業龍頭企業座談中，他們普遍反映土地流轉年限偏短、租賃土地上的農産品加工或農業旅遊等附屬設施産權不明確、土地流轉不規范等是當前土地流轉、農業規模化經營的阻礙。第一、 絕大部分的農村土地流轉合同到期期限與第二輪土地承包期是一致的，目前大都不足20年。而農業投資收益期長，如有的果樹産果期上百年。[詳情]

　　田野裏的稻子翻滾著黃澄澄的波浪，村裏惟一的一條水泥馬路上不時有汽車來往穿梭。嚴宏昌比以往更忙了，作為30年前“大包幹”的18個帶頭人之一，他不時要接待來自全國各地前來參觀、調研、考察的各色人群，還要不時地接受來自全國各地各類媒體記者的採訪。
　　 “小崗現正處在十字路口上。”今年60歲的嚴宏昌頗為深沉地説：“我們最擔心土地問題，害怕借著流轉的名義歸大堆。”而他的兒子嚴余山最關心的是小崗如何致富的問題。這個在外面打工辦廠闖蕩了十幾年的小崗新一代説：“必須發展二三産業才能致富。”[詳情]

　　傳統上的農業除了提供食品等基本功能外，還能做什麼？近年來，我國各地圍繞農業發展，開發出了不少新功能，如鄉村旅遊、生態保護、就業增收等，這表明我國農業在多功能開發的基礎上結構在不斷優化升級。農業部門的研究人員認為，農業的多功能開發將是我們這樣一個農業大國的現實選擇，其不僅是新世紀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也是農業發展的一次歷史性機遇。但是由于目前我國農業多功能開發尚處于起步階段，政府應該及早統籌規劃，科學實施。[詳情]

　　記者近日在全國第一輪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驗區貴州省湄潭縣採訪發現，當地農村在土地流轉過程中，採取一次性承包的方式，對農村土地、房屋進行買賣。一些黨政幹部和專家認為，現行土地政策、制度與發展農業現代化已不相適應，需進一步完善《土地承包法》，創新和規范農村土地流轉。
　　 湄潭縣湄江鎮核桃壩村村民徐汝明，今年以15.5萬元的總價將五畝地、六畝茶山和一間房屋，一次性承包給沿河縣的外來戶，其父母仍耕作剩余土地和茶園，他和妻子則經營一個小超市。[詳情]

　　山東省寧陽縣探索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新機制，建立起“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轉路子和“底金+分紅+勞務收入”的土地流轉分配方式。農民反映，土地流轉後收入多了、自己自由支配的時間多了，還省去了後顧之憂，旱澇保收，日子過得更加充實。
　　蔣集鎮鄭龍村北依大汶河，土質肥沃，水源充足，歷史上就有種植蔬菜的習慣。2005年5月，致富能人田文武被推選為村支部書記。第二年，在與泰安弘海食品有限公司簽訂200畝地的有機蔬菜生産合同時，村裏成立了鄭龍村有機蔬菜合作社，村民以入股形式進行土地流轉，以合作社為平臺聚集土地，通過合作形式進行生産經營。[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