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裏的稻子翻滾著黃澄澄的波浪，村裏惟一的一條水泥馬路上不時有汽車來往穿梭。嚴宏昌比以往更忙了，作為30年前“大包幹”的18個帶頭人之一，他不時要接待來自全國各地前來參觀、調研、考察的各色人群，還要不時地接受來自全國各地各類媒體記者的採訪。
　　“小崗現正處在十字路口上。”今年60歲的嚴宏昌頗為深沉地説：“我們最擔心土地問題，害怕借著流轉的名義歸大堆。”而他的兒子嚴余山最關心的是小崗如何致富的問題。這個在外面打工辦廠闖蕩了十幾年的小崗新一代説：“必須發展二三産業才能致富。”

　　土地流轉：有突破，有擔心，路還長

　　小崗村的第一次土地流轉發生在2001年，用于建葡萄園。先富裕起來的張家港市長江村為了幫助小崗村，計劃在小崗建設一個工業園，後來由于地處偏僻和基礎太差而未得實施，于是就改種葡萄，目的是給小崗村的産業結構調整做出示范。
　　長江村投資150萬元，派專業人員輔導，建成佔地79.5畝的葡萄園，一切都是無償的。需要的就是租小崗農民的地，每畝500元。消息傳出後，到府者絡繹不絕，一晚上就談妥了，本村16戶，鄰村3戶。時任村支部書記的嚴德友説：“那天半夜仍有人來敲我的門，要求轉租。”
　　2003年，小崗村進行了第二次土地流轉，上海三農公司租用214畝地建了一個養豬場。後來，飼養的大明貢豬在本地沒有價格優勢，拉到上海銷售成本又過高，到2007年效益不好便停止了。現在留下179畝地養豬，並種花卉苗木，辦農家樂。小溪河鎮黨委副書記兼小崗村黨委書記史學亮説，當時上海三農公司從農民手裏租地，每畝一次性租金4000元，承包期即為租用期。
　　2006年，小崗村進行了第三次土地流轉，安徽科技學院的大學生在政府的資金支援下到小崗創業，建起了雙孢菇生産大棚，並帶動了一些農民種蘑菇，179個大棚共佔小崗及兩個鄰村150畝地，其中小崗村佔地約100畝。
　　此外，小崗村農民養殖小龍蝦自發流轉土地20畝。
　　現在外界盛行的説法是“小崗村流轉土地600畝”，但經過本報記者與史學亮、嚴德友等人掐著指頭算，按原小崗村的口徑即共計流轉378.5畝，佔原小崗村總耕地1800畝的約21%。
　　2006年，小崗村開始嘗試進行大規模的土地集中流轉，配合上海一家企業建設養殖基地，對此部分媒體認為小崗村是重回大集體。一時輿論紛紛，引起各方關注，村民們也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泗縣的熟人打電話問我，你們小崗村是不是又回大集體了？人心慌慌的！”嚴宏昌回憶説。在內外雙壓下，小崗村這一次大規模土地流轉終止了。
　　小崗村地處江淮分水嶺，都是丘陵地，土地高低不平，落差三米；地塊小，20畝地分成三四十個地塊，最小一塊地只有2分，戶均土地30塊左右；基本靠天吃飯，三天不下雨就幹旱。近幾年雖然進行了土地整理，但土地基礎條件總體很差。土地一直是分散經營。
　　“我們自己不能動地。”安徽省委下派幹部、小崗村黨委第一書記沈浩説：“現在的做法是把水、電、路配套搞好，請龍頭企業來租用農民的地。”他認為，村裏99%的農戶願意拿出土地流轉。現在的問題是沒有企業來租，主要原因是基礎太差。“不流轉合作也行，幾十戶連片種植。500畝范圍的幾十戶農民要合作，成立一個合作社，要統一種植、統一管理、統一銷售，這樣能減少成本，提高效益。分散種的小麥比大面積種的小麥價格上少一毛錢。”他強調：“合作就是一種統，統不等于過去的集體經營。”
　　“小崗進行的流轉是土地制度上的第二次創新。”鳳陽縣縣長范迪軍説：“流轉肯定不是私有化，但也不是過去那樣收歸集體。”他一再強調，現在進行的流轉是土地合作，是在堅持農民自願、有償、依法的原則下進行的。這位擁有南京大學管理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經營學博士後頭銜的學者型官員侃侃而談：如果説，30年前的大包幹是因為生産關係超前于生産力，那麼現在的流轉就是改變落後的生産關係以適應生産力的發展，把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關係組織成生産合作社，進行現代農業所需要的規模生産，達到規模效益，這樣才是走市場經濟的路。
　　“對流轉，我還是有些擔心。”在村委主任的辦公室，嚴宏昌當著另一個大包幹帶頭人嚴俊昌的面對記者説：“這土地，轉手三四道後，就説不清是誰的了！想要回來，打官司都打不贏。流轉，聽起來是流出去轉出去，還是用租賃這個説法好。”
　　范迪軍理解農民的擔心，“作為地方政府，我們也很謹慎，政府擔心引發矛盾。誰來流轉，流轉以後會不會造成土地流失，會不會演變産生大量的流民、難民，這些都需要在政策、制度上明確。”他説：“流轉還容易引發各種矛盾，這還需要法律的保證。”
　　“現在大部分是鎮村政府主導的流轉，有的是企業去農村找流轉。大規模的土地流轉並未出現。”范迪軍坦言。
　　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曾多年擔任滁州市(地)委書記的陸子修説：“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這個問題太重要了。”

　　規模經營：有成功，有失敗，是趨勢

　　38歲的嚴德友剛剛從南京銷售完最後一批葡萄回來，“今年行情好，葡萄出園價每斤四塊錢。”2002年底，張家港長江村要把葡萄園交給小崗人，在召開了村民代表大會無人承包的情況下，當時在外鄉工作的嚴德友回到本村開始承包，去年葡萄園擴大到200畝。大部分地都是附近村子的，今年初，這些村子也並入了小崗村。
　　已經下架的葡萄園有些冷清蕭條，偌大的葡萄園邊上有一棟單門獨戶的小樓，這就是嚴德友的家，門前停著自己駕駛的小轎車。他説：“除了第一年虧損6萬元之外，其他年份都是賺錢，80畝老園每年純收入20來萬元，新園3年後才有收益。正常年景每畝純收入4000元，是種糧的10倍。”
　　高收益吸引了全村106戶農民散種葡萄368畝。葡萄種植一路順利，是小崗村最成功的産業結構調整和規模經營。
　　蘑菇就沒有葡萄那麼幸運了。首批來創業的大學生苗娟站在她承包的大棚前介紹，當年市場行情好，一個棚一年約可賺6000元，這也引發了一些村民的效倣。2008年小崗村雙孢菇大棚已發展到159個，50個是學生棚，其他是當地農民的。
　　苗娟説，雙孢菇種植的風險很大，今年由于出口受影響，雙孢菇價格大幅下降，加上市場上惡性競爭，龍頭公司故意壓價、欠款，小崗的雙孢菇收益下降，多數人在虧損。
　　養豬更是不樂觀。當初，上海三農公司給小崗村送來了100多頭母豬，並帶動了40多戶農民養豬，但現在這個養豬場只有14畝地，飼養300余頭豬。“現在效益不好。”史學亮説。
　　如今，種糧收益太低。大包幹帶頭人之一的嚴俊昌給記者算過一筆賬：現在復合肥180元一袋，尿素140元一袋，換算下來，一畝麥子要施60斤復合肥，價108元；尿素50斤，價70元；農藥15元；種子50元；農機耕地和收割不考慮漲價因素，至少要90元，這樣合計333元。按正常年景，小崗平均畝産只有500斤，以新的國家最低收購價每50公斤72元計算，畝收入只有360元，如果遇上病蟲害，多打點農藥就虧損。
　　再如水稻，底肥(復合肥100斤，180元；尿素20斤，28元)，追肥：尿素25斤，35元；種子40元；農藥60元；農機耕地和收割90元，共計433元。小崗水稻平均畝産800斤，按國家最新的最低收購價每50公斤79元計算，畝收入632元。如果加上電力排灌水的費用，農民依然有可能虧本。
　　當然，這是按照一家一戶作業計算的成本和收益，如果種植規模大、投入的勞動力少，種糧成本才能降低、收益才能增加。“農業必須走産業化、集約化道路。”鳳陽縣委書記馬佔文説。

　　工業致富：艱難求索 仍在起步

　　小崗鋼構廠坐落在村頭公路一旁，1000多平方米的車間裏零零散散地堆放著一些彩鋼瓦和夾心板原料。車間裏只有一個看門的老漢，他告訴記者：“鳳陽縣城的人2007年來投資的，一般按訂單生産，平時都用小崗村的人，最多時要用10來個人。不過現在停産了，但只要生産就能賺錢。”
　　2006年，小崗村投資入股建設一家麵粉廠，縣城一個私營企業主投資2000多萬元，小崗村未拿現金，他們以小崗村的商標、幫助辦貸款、協助辦理佔用土地手續等為代價折成100萬元股金，投産後村裏每年將得到收入10萬元。但這個名叫小崗麵粉廠的企業至今未建成，也不在小崗村，而是坐落在小崗村所在的鎮上。
　　大包幹之後，曾擔任過村書記和主任的嚴宏昌，一直嘗試興辦企業。1984年，嚴宏昌籌資5萬元，嘗試塑膠袋半成品加工，幹了3個月，就有人告到上面，説他搞“資本主義”。不久，鄉鎮來人把電線剪了。9年之後，嚴宏昌再次籌資辦起了工藝被、食用菌和米面加工3個企業。經營開始走上正軌，就遭到鎮村幹部的阻撓。壓力之下，第二年他忍痛把企業交給了鎮裏。
　　2001年，嚴余山用打工積累的錢回到小崗辦了一個防偽瓶蓋廠，企業紅火不到半年，就被人不明不白地炸了，案件至今沒有結果。
　　今年36歲的嚴余山稱自己是小崗村最早出去的打工族，20歲出去打工，現在上海和人合夥辦科技公司。他堅定地認為，21世紀單靠種地是發不了財的，但單純從工業入手對小崗來説也不現實，要在農業做扎實的基礎上發展工業。他説：“小崗一直在蓄勢待發，卻一直未發。”
　　早在2006年，嚴余山就在小崗注冊成立了一家生産節能電器的公司，想把上海公司的訂單放到小崗來生産，但一直未投産。“主要是沒有生産場地，需要15畝地，買地違法不可能，租地時間長了農民不幹，農民怕冒風險，不願出租，此外還涉及農業用地改變用途需要辦理手續的問題。”現在他只能等工業區的規劃批下來，但對此他並不抱太大希望。“比較現實的做法是在鳳陽城邊建工廠。”坐在一旁的嚴宏昌説：“農村應該拿出一定比例的地，比如10%，來辦二三産業，要不然只能永遠做農業，永遠受窮。”他的觀點得到了身邊的也是當年大包幹帶頭之一的關友江的讚同。
　　小崗村現在自己規劃了一個工業區，計劃佔地200畝，但目前還沒有申報。

　　新三十年：解放思想沒有止境

　　2007年，小崗村的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已經達到了6000元，遠高于全國4140元的水準。
　　但外界不少人認為，那是政府大力扶持的結果。沈浩為此解釋：“近5年來，國家各部門總共給小崗村的投入有八九百萬元，主要用于建設路、水、電和農戶家裏的下水道、外面的圍墻，還包括村裏的辦公場所等。”
　　“縣裏沒有刻意把小崗硬往上扶。”縣委書記馬佔文説：“把一個小崗村扶得富富的不難，但那樣做是形式主義，對其他村不公平，也違背了當初小崗村大包幹時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坐在村書記辦公室裏不停地抽著煙的嚴宏昌感慨：“群眾最滿意的是大包幹解決了溫飽，最不滿意的是經濟沒有發展上來。”
　　“當年小崗村的成績主要源于解放思想、制度創新。但多年來進步較慢，原因在于群眾小富即安的思想。溫飽解決後，思想、制度上的創新不夠。”沈浩説。
　　今年67歲的嚴俊昌承認：“小崗村離縣城30公里，環境閉塞，過去太窮，這對我們的思想觀念和經濟發展都有影響。”
　　記者在採訪中感覺到，小崗人發財致富的願望其實很強烈，但直面市場的本錢少、本領小、環境條件差，普遍不敢冒險。
　　一位知名的“三農”問題專家曾對小崗村作過深入調研，他説：“這一派當權者幹事，另一派説不好。另一派當權者幹事，這一派説不好。小崗村長期以來存在著這樣的派性鬥爭，嚴重制約了經濟發展。”
　　大包幹帶頭人之一的嚴立坤至今不能理解：分田到戶後，小崗村很長時間沒有一次黨員會或村民大會能從頭開到尾，各家為自己的利益吵得不可開交，甚至大打出手。
　　據了解，因為改革“功臣”們互不服氣，難成合力，從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當年大包幹的18戶人家大都輪流當過村組幹部。
　　縣有關領導向記者介紹，小崗村內耗太多，宗族勢力太強，影響了發展。當年大包幹的兩位生産隊負責人，至今還在爭論當時誰是“一把手”(生産隊長)。
　　為此，縣裏派了幾批幹部在小崗村擔任書記。“這些人來了就是鍍金，出發點就有問題，幹一兩年就走了。這些人把小崗説得一無是處，給上面領導匯報假情況。”曾當過小崗村書記的嚴俊昌提起上面下派幹部的事情緒十分激動。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上面派支書，連續派了四任村支書。班子流動性太大，村支書換了七八次。”見過世面、頗有語言表達能力的嚴俊昌認為：“關鍵在領導，沒有穩定的班子就沒有穩定的發展。要有一個穩定的村支書。”
　　2006年底，小崗村又一次摁下手印，這一次是全體村民向省委提出要把任期已滿的沈浩留下來。范迪軍認為，沈浩的觀念和做法與農民之間有相同、相通的地方，也有不少不同甚至矛盾的地方，在與沈浩的磨合碰撞中，小崗村人變文明瞭、開放了。
　　一位經濟學家説：小崗村的條件和環境決定，小崗村現在的發展狀況才是正常的，很富反而是不正常的。
　　“小崗村的現狀就是中國中西部地區農村的縮影。”陸子修説。
　　范迪軍認為，小崗村現在嘗試的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這恰恰是廣大的中國村莊可以復制的，小崗的典型性正在于此。
　　今年3月，在上級主導下，小崗村合並了附近的兩個行政村，總人口由過去的470人增加到4800人，土地由1800畝增加到近萬畝。小崗要在各種資源的整合中加快發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