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一代又一代的卓越科學家為我國科學事業作出了彪炳史冊的重要貢獻，他們是我們國家的民族英雄。從科學救國到科教興國、科技強國，一代代科學家雖然在不同時期擔負著各種不同的任務，但愛國之情、奉獻之心、求實之索、創新之能成為中國優秀科學家的集體畫像。沒有科學精神支撐的科學事業必定是基礎不牢的，70年來新中國科技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擁有一批擔當民族脊梁的科學家，他們的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在新的時代，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加需要我們繼承、發揚這些精神，勇于創新實踐，創造出無愧于時代的科技成就。
愛國是中國科學家精神的靈魂
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在新中國科技史上，“威爾遜總統號”“克利夫蘭總統號”兩條船佔有重要位置，1950—1955年它們從美國將數百名中國科學家運回祖國，其中很多人成為新中國的科學奠基人。這些科學家不是美國人主動用船送回來的，他們心向新中國，是克服了美國政府的重重阻撓才得以回歸祖國的懷抱。1950年3月，華羅庚、鄧稼先、朱光亞、王希季等幾十位中國留學生，乘坐“克利夫蘭總統號”回國，華羅庚在船上寫下《告留美人員的公開信》，通過新華社向全世界播發，信中“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歸去來兮”，成為留學生中傳誦的佳句。1955年，中國政府用抗美援朝中的美國飛行員戰俘換回了以錢學森為代表的24名中國科學家。在回國路上，肖倫即興寫下了下面這首詩——“破浪乘風赴國時，太平洋上雨如絲。去國‘八’年余血淚，登舟‘廿’宿見旌旗。精衛銜木期填海，刑天幹戚倩題詩。寄語同舟須努力，功成建國著班衣。”這首詩不僅是肖倫一個人的心情，更是當時所有歸國科學家的心聲。
梁園雖好，不如建國功成。愛國精神不僅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更深深嵌入了中國科學家的基因。科學技術本身是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改造，不具有主觀價值，但為什麼從事科技事業、科學技術為誰服務？科學先賢給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國家需求是中國科學家的奮鬥方向
20世紀50年代，黨和政府在國家經濟十分困難的時候作出了“兩彈一星”研制的戰略決策。國家的需求就是科學家的行動方向，來自中國科學院、高等院校、工業係統、國防科技係統等大江南北的科學家凝聚到國家重大戰略任務的旗幟下。他們隱姓埋名、不計名利，許多人放棄了原來的科研方向，還有更多犧牲了家庭團聚、身體健康甚至是生命。“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周光召1958年在國際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態振幅，並建立了相應的數學方法，是世界公認的贗向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因為加入“兩彈一星”任務，他放棄了自己的理論研究，不再發表論文，自此從國際物理學界銷聲匿跡。再次出現在國際物理學界已是20世紀80年代。像周光召這樣的科學家在“兩彈一星”研制過程中還有很多，當國家需求和個人研究興趣不一致時，國家的任務是第一位的，只有國家的富強才能有個人的尊嚴。正如鄧小平所説，“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了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同樣是在20世紀50年代，為適應新中國大規模工業建設需要，國務院決定將交通大學從上海遷往西安，鑄就了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的“西遷精神”。與交通大學西遷的同時期，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係調整，許多的教授和科學家不僅轉換了院係還調整了專業和研究方向。服從國家需求、服務國家大局，雖然部分科學家中斷了前期的研究基礎，但事實證明，很多科學家為自己打開了一個新的巨大的研究空間，通過在新領域的學科交叉反而做出了原來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求真求實是中國科學家的價值追求
求真是科學本身的價值追求。1883年，美國物理學家亨利·奧古斯特·羅蘭在美國科學促進會年會上發表了一則被譽為是美國科學的獨立宣言的演講——“為純科學而呼吁”，1945年萬尼瓦爾·布希發布《科學——永無止境的前沿》報告，不斷重申了純科學、基礎科學的重要性。為什麼要重視基礎科學，一方面基礎科學是科學大廈的基礎，沒有雄厚的基礎科學，整個科學技術事業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更遑論後續的科學應用和經濟社會發展；另一方面，純科學、基礎科學源于人類的好奇心，是人類共用的知識，可以接受全人類的共同檢驗，因此，求真精神是科學進步的首要要求，而純科學這種求真求實精神也成為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重要價值支柱。正是由于有一批對自然世界保持好奇、追求自然世界“無用知識”的純科學家，才鼓舞了千千萬萬的年輕人仰望星空、探索未知，不斷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
1978年，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描寫了數學家陳景潤勇攀科學高峰的感人故事，一經發表就在全國引起熱烈反響，其影響也超出了科技界，激勵了不止一代中國人。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已故的陳景潤獲得了“激勵青年勇攀高峰”的榮譽稱號。陳景潤所從事的數學研究可能全中國沒多少人能看懂，但他這種不畏困難、科學求真的精神是每個人都能感受得到的，也正是這種精神很好地詮釋了中國科學家的價值追求。
勇于創新是中國科學家的行動指南
科學技術作為創新活動中最活躍的領域，勇于創新、不斷挑戰世界科技高峰成為中國科學家的行動指南。近年來，許多科技領域取得重大突破，“上天”——嫦娥四號在世界首次實現月球背面著陸，“入地”——在中國東北松遼盆地，“地殼一號”鑽機以完鑽井深7018米創造了亞洲國家大陸科學鑽井的新紀錄；“下海”——在馬利亞納海溝，中國自主遙控水下機器人“海鬥”號最大潛深達10767米，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擁有研制萬米級無人潛水器能力的國家。
勇于創新不僅體現在我國比較強的工程科技傳統領域上，在新興科技領域，如“量子通訊”等方面我們也取得了世界公認的領先地位，在天文學、空間科學等歐美國家長期把持的科研領域，我們也取得了重要突破，“中國天眼——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中國天眼”由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的南仁東于1994年提出構想，歷時22年建成，整個預研、論證、選址、建設過程克服了種種質疑和巨大困難，南仁東都親力親為，為的就是讓中國擁有自己的“國之重器”，在國際天文學研究領域佔有一席之地。今天，當我們站在“中國天眼”之上感嘆其巨大成就的時候，很難想像在25年前國家經濟技術水準都還遠不如今日之時提出這樣的構想需要多麼大的勇氣，更難想像22年建設過程中一個科學家要克服多少管理、工程技術、施工等方面的難題。勇于創新不是一句空話，它凝結在中國科學家的創新實踐、創新成就中。
我們不能為所取得的一些成績沾沾自喜。如果説原來我們可以跟蹤、模倣進行創新，迅速縮小與科技發達國家的差距，那麼今後我們將面對的可能是“科技無人區”，中國科技應該有遠大理想也必須有遠大理想。轉換發展模式“再出發”，我們帶走前行的不應是成就和榮譽，而是代代相傳的中國科學家精神。（劉天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