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中東與歐洲和亞太一起，成為美國全球三大戰略重點地區之一。冷戰結束後，無論是克林頓政府的參與和擴展戰略，小布希政府的先發制人與全球反恐戰略，還是奧巴馬政府的巧實力戰略，無不以中東地區為主要安全關切。當前，盡管“特朗普主義”尚未形成，但是美國新政府中東戰略的基本輪廓日漸清晰。

　　中東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上升

　　國際主義與孤立主義一直是美國兩種不同的政治思潮和外交理念。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關閉在伊拉克的軍事基地，減少在阿富汗駐軍，在利比亞戰爭、敘利亞危機和打擊極端組織中避免派出大規模地面部隊，通過從中東抽身實現戰略重心東移亞太，推動“亞太再平衡”。在伊朗核問題、巴以問題、敘利亞危機、葉門衝突和利比亞內亂等中東事務中，美國的影響力有所下降。

　　特朗普入主白宮後，孤立主義和民粹主義對新時期美國中東政策産生了深遠影響。美國試圖扭轉頹勢，加大了對中東事務的介入力度。最近，特朗普頒布“限穆令”，禁止伊朗、蘇丹、伊拉克、敘利亞、葉門、利比亞、索馬利七國穆斯林入境，在美國國內和伊斯蘭世界引起軒然大波。特朗普還邀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訪美，強調美以關係“牢不可破”，考慮將美國駐以使館搬到耶路撒冷，甚至不再堅守“兩國方案”。此外，特朗普會見了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修復了與中東其他盟友如沙特阿拉伯（以下簡稱“沙特”）、土耳其和埃及的關係。在反恐問題上，美國新政府也加大了軍事介入力度。

　　“反伊朗大同盟”成為美國中東政策的依托

　　“9·11”事件以來，美國在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權，在伊拉克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客觀上拔除了伊朗的兩大勁敵。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在中東施行超脫政策，防止再次陷入中東戰爭泥潭。美國通過與伊朗達成核協議，疏遠與沙特、以色列和土耳其的關係，試圖在中東重建戰略平衡，避免成為矛盾焦點。2015年伊朗核協議達成後，美伊關係改善，伊朗國際地位明顯提高，在阿富汗、伊拉克、葉門、敘利亞和打擊極端組織等問題上擁有了更多發言權，而沙特和土耳其則陷入了國內矛盾。

　　克裏米亞危機後，俄羅斯抓住美國戰略重心東移亞太的契機，加大對敘利亞軍事介入力度，分化“倒巴沙爾”統一戰線，瓦解美國在中東的聯盟體係，甚至將土耳其、伊拉克、埃及等美國的中東盟友納入到自己的戰略軌道。特朗普上臺後，將促進以色列與遜尼派主政的國家的合作看作美國中東聯盟戰略的關鍵。利用相關國家對伊朗“擁核崛起”的疑慮，美國試圖重構以色列、沙特、土耳其、埃及、約旦等親美力量的大同盟，將伊朗視作共同的假想敵。

　　特朗普在競選時就聲稱上臺後要撕毀伊朗核協議。但由于該協議不是美伊之間的雙邊協議，而是多邊協議，加上該協議的影響重大，故美國採取了審慎的態度。即便如此，特朗普將伊朗拉入“限穆令”的七國黑名單中，對伊朗20多家機構和個人實施新的制裁，給伊朗貼上了“最大的恐怖主義支援國”的標簽。2017年1月，美國一艘海軍驅逐艦向其靠近的伊朗艦艇開火警告。伊朗則針鋒相對，強調伊核協議中並無禁止伊朗進行導彈試驗的條款，因而多次進行彈道導彈試射，還進行陸軍“偉大先知11”和海軍“守衛-95”等大規模軍事演習。

　　美國把伊朗視作中東頭號競爭對手，這受到了以色列、沙特、阿聯酋、巴林乃至土耳其的暗地支援和歡迎。在2月19日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沙特外交大臣朱拜爾、以色列國防部長利伯曼和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輪番在會上批評伊朗是中東的麻煩制造者和地區和平的破壞者，伊朗則據理力爭，對美國撮合的以色列—沙特—土耳其“反伊朗大同盟”予以反擊。

　　然而，特朗普政府領銜的“反伊朗大同盟”難以對伊朗産生實質性影響。首先，由于2月6日以色列政府關于約旦河西岸猶太人定居點合法化法案最終生效，加上美以在巴以問題上試圖拋棄“兩國方案”，引起沙特、埃及、約旦和土耳其等國的普遍不滿，沙特和以色列的合作仍停留在情報交換層面。其次，土耳其無意遏制伊朗，而是希望在美國—以色列—海合會—土耳其陣營和俄羅斯—伊朗—伊拉克—土耳其陣營之間保持一種戰略平衡。最後，埃及和約旦均不願意為美國火中取栗，更不會為了以色列或沙特利益而處在遏制伊朗的最前線。因而，美國主導下的“反伊朗大同盟”不免貌合神離。

　　敘利亞危機成為美國參與中東事務的切入點

　　自2011年以來，敘利亞危機已持續了六年，從一場國內危機演變成了地區國家相繼介入，美、歐、俄等外部力量深深卷入的國際危機。2015年9月俄羅斯向敘利亞派出地面部隊，加強了塔爾圖斯和赫梅明基地的軍力；2016年8月，土耳其實施“幼發拉底盾牌”軍事行動，在敘北部90公里范圍內建立緩衝區。當前，敘利亞呈“一分為四”的局面。大馬士革、霍姆斯、哈馬、阿勒頗、拉塔基亞等主要城市，以及塔爾圖斯周邊海岸由政府軍控制；西北部由“敘利亞自由軍”、“土庫曼旅”和“徵服陣線”（原“支援陣線”）控制；東北部是“庫爾德人民保衛軍”（YPG）；東部是極端組織。

　　2017年1月俄羅斯、伊朗和土耳其召開的阿斯塔納會議取代了此前美俄在敘利亞問題上的磋商機制，美國被邊緣化，在敘利亞危機中缺乏介入事務的合適機制。故特朗普在今年1月的講話中，呼吁同沙特合作，在敘利亞北部“自由軍”和反對派控制區建立“安全區”，這樣海灣部分國家出資、美國出力，通過建立“安全區”，逐步使敘利亞難民回歸家園，避免敘利亞難民涌入歐洲和其他中東國家。

　　特朗普在敘利亞建立“安全區”的構想盡管得到了沙特的支援，卻遭到敘利亞、伊朗和俄羅斯的反對。“安全區”一旦建立，勢必變成了美國、歐洲、沙特和土耳其保護下的“禁飛區”和“國中之國”，不僅敘利亞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得不到保證，反而會加劇敘利亞的碎片化。當前，美俄在敘利亞既有競爭，又有合作，在各大力量都不能被消滅的情況下，美俄事實上已經開始執行分而治之的“B計劃”。敘利亞的分裂局面有長期化的傾向。2月22日召開的敘利亞問題日內瓦會議，成為各方政治角逐的焦點。

　　“阿拉伯之春”以來，中東恐怖主義迅速擴散，一是因為原政權被推翻，新政府治理能力低下，極端勢力趁虛而入，渾水摸魚；二是各方在打擊恐怖組織問題上存在不同利益訴求，借反恐打壓異己，將反恐“工具化”，甚至與恐怖組織相勾結。目前中東反恐有三大機制：美國的國際反恐聯盟、俄羅斯的反恐情報聯盟和沙特的伊斯蘭國家反恐聯盟。

　　特朗普上臺後，將極端組織視為美國的最大威脅，認為今天不去打擊極端組織，明天該組織就會滲透到美國。因此，從維護本土安全出發，特朗普政府加大了在中東的反恐軍事行動，並打破上述三大反恐機制彼此孤立的局面，試圖在打擊極端組織問題上將海合會（編者注：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國家和俄羅斯納入美國的戰略軌道。特朗普政府認為，極端組織和“基地”組織已經江河日下。隨著這些組織的分崩離析，搶佔其撤退後留下的“權力真空”的時機已經成熟。

　　特朗普上臺後不足十天，即向葉門派出無人機，對盤踞在葉門貝達省的“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的分支機構發動空襲，打死30人，其中包括10名婦女和兒童。2月19—20日，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訪問阿聯酋和伊拉克，他承諾美國將與阿聯酋加強反恐合作，並與伊拉克就解放被“伊斯蘭國”組織佔領下的摩蘇爾西城達成了廣泛共識。

　　此外，特朗普還要求國防部出臺關于美軍向敘利亞派出大規模地面部隊的具體方案，以爭取在極端組織垮臺後，從敘北部庫爾德地區和西北部“敘利亞自由軍”控制區迅速向極端組織發動進攻，避免這些地區淪為俄羅斯、伊朗和土耳其的勢力范圍。

　　總之，美國新政府通過聯合英國和歐洲盟國，試圖重構以色列—海合會—土耳其—約旦—埃及中東大同盟，加大遏制和制裁伊朗力度；以反恐為任務，以敘利亞危機為突破口，分化俄羅斯、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和敘利亞政府形成的統一戰線，使美國從中東事務的旁觀者重新變成領導者，增強美國在中東安全事務中的話語權。未來美國中東政策將會呈現出哪些變化、作出怎樣的調整，仍有待進一步觀察。（作者孫德剛　係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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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何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