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紅色文化與文化自信

　　在紅色文化問題上，有兩種不自信。一種是誤以為文化自信只能建立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上，實際上排除了紅色文化，也就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紅色文化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另一種是一談起紅色文化就有些不自信，誤以為因為紅色文化是革命時期誕生的文化，而革命割斷了中華歷史文化傳承，現在我們成為執政黨了，要告別革命了。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按照這兩種觀點，不僅文化自信建立不起來，還會重蹈“復古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的覆轍。怎樣正確認識紅色文化與文化自信的關係呢？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中國革命中構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偉大創造。紅色文化有豐富多彩的內涵，但概括起來，至少有以下6個關鍵詞：理想信念；奮鬥犧牲；創新開路；不畏強敵；團結守紀；萬眾一心。每一個關鍵詞，仔細研究，都是中華精神、中華文化的歷史傳承，也是革命創造、未來發展的薪火相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都體現著過去、現實、未來的貫通。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同樣不能割斷歷史，同樣不能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紅色文化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紅色文化不但使中華傳統文化賦予了時代的生命與活力，而且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著源源不斷的思想文化歷史養料，提供著文化支撐。這就要求我們要正確看待中國近代革命，就必須對中國近代革命的全過程有一個完整的理解。應當説，中國近代革命是一個持續不斷、接力發展的過程，必須完整地看，不能只抓一點、不及其余。中國革命是合乎歷史邏輯的發展過程，其過程的完整性，在世界近代革命史上也是罕見的。盡管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自于外國，但歷史證明，中國近代革命乃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有馬克思主義作指導。而要正確地發揮這種指導作用，生吞活剝、全盤套用、教條主義不行，把它實用化、用實用主義來對待也不行，只有在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前提下，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問題。既然中華歷史文化發展，經過中國近代革命，以及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兩大歷史時期，始終沒有中斷，而且還獲得了時代化、大眾化的新生；既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過紅色文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繼承弘揚、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獲得了當代的新生；那麼我們當今所説的文化自信，自然是貫通古今，而絕非專指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也就是説，要做到文化自信，既要有對自己的優秀文化的歷史形態的自信，也要有對自己的優秀文化的當代形態的自信，更要有對自己的優秀文化的未來發展以及在世界文化體係中的地位、作用、貢獻的自信。唯有這樣的文化自信，是真正的文化自信。唯有這樣的文化自信，才能健康地持久地支撐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既然如此，我們也就不難得到如下結論：構建文化自信，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離不開紅色文化，離不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來源：《福建日報》2017年5月8日）

　　潘維：如何在新的時代“密切聯繫群眾”

　　對當前中國所處的這個時代和國際大環境而言，可以説，在中國共産黨這個執政黨的領導下，“風景這邊獨好”。但是，要在未來繼續這樣的“風景”，還必須看到當前存在的問題，並努力解決這些問題。一是大事辦得非常漂亮，一些小事沒辦好。通過歷史的縱向比較，我的感受是，中國在黨的領導下大事辦得相當出色。想想過去六七十年的發展，特別是實施改革開放後近40年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確實是為人民辦了很多很重要的大事。但是，在某些地區基層和農村，組織群眾聯繫群眾的工作似乎不上心或者浮于表面了。截至2016年底，依照官方統計數據，中國共産黨黨員近8800萬人，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人群。而在這個龐大人群中，有近8000萬是體制外的普通黨員，我們是否做到了與他們的深入聯繫？如果我們與這些普通黨員的聯繫不夠深入，那麼我們還能依靠誰去深入廣大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二是一些地方須把基層再組織起來。今天黨和政府辦的很多大事也都是為了改善和提高中國老百姓的生活，而且成績有目共睹。但是，在一些微觀層面，在一些農村、基層，我們還需要更接地氣，改善民眾的日常生活，維持住居民社區的日常秩序，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來源：《環球時報》2017年6月30日）

　　許海：認清“普世價值”的真實價值取向

　　近年來，以自由、民主、人權等為主要內容的西方“普世價值”觀念在我國思想理論界造成了不小影響。受此影響，有人聲稱“改革開放成就是學習和實踐普世價值的結果”，有人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普世價值”混為一談，甚至危言聳聽地説“拒斥普世價值，將失去做人類社會正常成員的資格”。其實，價值無非是利益的意識反映而已，所謂“普世價值”，可以還原為資本主義的一係列具體利益。首先，“普世價值”是追逐“普世”經濟利益的觀念表達。佔有盡可能大的市場，獲得盡可能多的利潤，是資本一以貫之的“普世”追求。資本主義發展到國際壟斷階段後，更加需要超越國界，建立跨國産業鏈以獲取超額利潤，“普世價值”正是這種利益驅動的觀念表達。其次，“普世價值”是謀求全球霸權的思想武器。在早期，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發動世界大戰謀求實現其稱霸目標。現在，一些國家改變方式，推行“全球一體化”，積極“輸出民主”，軟硬兼施，試圖改頭換面地達到目的。其中，利用資訊傳播優勢推行“普世價值”，目的是通過成為價值準則的認定者，繼而成為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主導者。第三，“普世價值”包藏著意識形態鬥爭的戰略企圖。“普世價值”論者打著“淡化意識形態”的旗號，進行循序漸進的意識形態滲透，企圖侵蝕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最終收到不戰而勝，用西方制度模式取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效果。對此，絲毫不能放松警惕。在新的歷史時期，世界范圍內價值觀念交流交融交鋒的態勢更加明朗。一方面，我們要善于廣泛借鑒吸收包括西方文化精華在內的人類文明成果，促進自身發展；另一方面，要增強價值自信，積極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斷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打造和諧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彰顯“中國價值”的強大力量。

　　（來源：《前線》2017年第6期）

　　惠雁冰：英雄經典，民族精神的文化史詩

　　對于任何有尊嚴、有情懷的民族而言，一部英雄史，就是一部民族的創世史、成長史與心靈史。黑格爾稱英雄是“民族精神標本的博物館”，各個民族都有深刻的英雄情結，也有呼應不同歷史階段訴求的英雄群像。這一情結貫穿于每個民族衍化發展的不同歷史過程當中，成為投射各個民族精神向度的輝煌燈塔。令人不解的是，近年來，一股矮化英雄、醜化英雄的思潮開始涌動，借著還原歷史、回歸現場的名義，對已在民族文化價值譜係中形成穩定內涵、在群眾中間具有深遠影響的英雄形象，進行毫無道德邊界的解構。不管是歷史中的真實英雄，還是“紅色經典”中塑造的文本英雄，從花木蘭到狼牙山五壯士，從董存瑞到邱少雲，從《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到《沙家浜》中的阿慶嫂，無不經受著變相的扭曲與無情的嘲弄。這深刻反映出當下學界對歷史真實認知的迷惘、對歷史過程讀解的片面以及對歷史英雄評價的失衡。實際上，“紅色經典”是具有歷史真實性的現代英雄史詩。從深層而言，這種改寫英雄的模式，絕不是為了真正展現英雄本色，更不是單純還原歷史現場，而是要在整體消解傳統價值觀的前提下，重構一種所謂的“歷史真實”。那麼，到底什麼是歷史真實？我們又該如何看待“紅色經典”中的英雄形象？首先，“紅色經典”達到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高度統一。其次，“紅色經典”奠立了具有民族歷史發展特徵的現代英雄史詩。再次，“紅色經典”塑造“有生氣的個別主體”並展現“別樣的詩意”。所以，虛無主義傾向的“質疑”不是歷史的態度。由此看來，在歷史題材文學創作中，既不能喪失基本的審美立場，把“洗澡水和嬰兒一起倒掉”；也不能喪失基本的敘事原則，把歷史看作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辨析歷史主流，反映歷史主體力量，揭示歷史行進的必然性，才是我們銘記歷史、致敬英雄的根本態度。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6月5日）

　　閻秋霞:文學批評要跳出“審美至上”陷阱

　　20世紀80年代以來,審美價值逐漸被視為文學批評的第一要務,在“西學熱”影響下形成的“文本中心論”與“人本中心論”則構成了純文學批評觀的思想資源。一些作家、批評家熱衷于純文學批評觀,認為它堅守了文學的純粹性和審美性,顯示了去政治化和去市場化的雙重姿態,使研究者遠離政治又不迎合世俗,保持了思想的自由與獨立。但今天看來,這種頗具理想色彩的批評觀削弱了文學批評話語介入現實社會的能力,造成了文學批評乃至文學本身與社會的隔膜,導致文學審美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失衡,帶來不少負面影響。一方面，極度張揚文本的形式研究；另一方面，拒絕思想評判和道德評價。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下,中國傳統審美精神中的“人文審美”逐漸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以西方現代性文化為表徵的“人本審美”。兩者最大的區別就是前者把引導群體向“善”作為藝術的最高境界,而後者把“性”、“情”作為藝術審美的根本特質。于是,我們的文學開始熱衷于“躲避崇高”“消解意義”“感官體驗”等內容,用所謂的美感特徵顛覆了理性道德,忽略了審美引人求真向善的功能。正是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純文學批評觀顯示出拒絕思想評判和道德評價的批評立場,導致文學批評逐漸喪失了應有的社會責任感,其社會評判功能日益軟弱無力。當下反思純文學批評觀,需要我們跳出所謂“審美至上”的陷阱,在客觀理性分析作品藝術形式的基礎上,更加關注作品的思想意蘊和價值內涵,打通文學批評與社會的隔膜，注重作品的道德評價和人文關懷意識，使我們的文學批評擔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

【糾錯】

責任編輯： 李潔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