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關乎後半生的選擇題，擺在了54歲的潘軍面前。

　　在河北省淶源縣縣城西北，建起了44棟6層小樓，這是該縣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工程之一。

　　如果潘軍願意，他一家四口可以免費住進其中一套100平方米的樓房。和他村中的3間石頭房相比，這裏的樓房明亮幹凈，緊鄰高速公路、學校、醫院。相距約1公里的住宅區，房價已由去年的每平方米4000多元漲至6000多元。

　　潘軍所在的北鋪村，是淶源縣23個省級深度貧困村之一，貧困人口佔總人口比例達67%。村中無學校，無商鋪，有衛生室卻不見醫生。作為易地扶貧搬遷村，北鋪村村民可自願選擇搬或不搬。

　　據介紹，淶源縣規劃搬遷貧困人口27454人。在這場遷徙中，進城還是留村，對于潘軍這樣的村民來説，抉擇並非那麼容易。脫貧是一場大考，而進城與否，是一道復雜的選擇題。

　　縣城or山村

　　清晨4點半，潘軍習慣性地醒來，起床。

　　眼下，山上大片的槐花開得正好，早上微涼的空氣中氤氳著槐花香，他喜歡這種味道。他養了4頭牛、1頭驢、1頭豬、1條狗和9只雞。起床後，潘軍先去看看牲畜是否安好，隨後轉悠到菜園和玉米地。今年入春以來氣候幹旱，他家種的5畝玉米大半還沒露頭，他祈盼著“老天多下些雨，多賞些飯吃”。

　　9點左右，同村的王文龍回到村裏。這名85後年輕人，除了種地，還擔任村會計。他記不清從去年何時起，各種需要填寫的表格和扶貧相關會議就多了起來，因為村裏開會要留存現場照片，他去年特意換了個拍照方便的智能手機，還學會了使用微信，買了每月30兆的手機流量套餐。

　　下午5點左右，忙完一天的活計，王文龍就騎著他那輛二手摩托車趕到11公里外的鄉上，接小學二年級的女兒。村小自2005年“撤點並校”後就沒了，而鄉上僅有的一所小學，則規定二年級以上學生才能住校，于是王文龍在女兒上幼兒園時就在鄉上租了房“陪讀”。房租從每年800元漲至1500元，王文龍説，“明年必須得讓女兒住校”。

　　潘軍和王文龍兩家離得不遠，倆人時不時湊到一起聊天，無非是聊聊今天幹了什麼活、有什麼新鮮事。自去年北鋪村被規劃為淶源縣“十三五”時期首批異地搬遷扶貧村後，他們聊天的話題便多了“搬遷”這一重要議題。

　　在此之前，潘軍從沒想過離開這片土地。他年輕時去北京打過工，在廣東當過兵，1989年退伍回村後便過起了和父輩相似的生活，成家，種地，養牲口，做幫工，如此已近30年。

　　王文龍卻是想離開而離不開。“家裏有老人、孩子、地，還有村裏一堆事兒，根本脫不開身。”今年2月，王文龍的妻子生了二胎，王文龍從妻子手中接過給女兒“陪讀”的接力棒，來往于鄉與村之間。

　　如今，搬遷打亂了他們以往的生活軌跡，把他們推向選擇的岔路口。同意搬遷的，每人可以在縣城安置片區分得25平方米樓房，但要拆除村裏的舊房，讓宅基地復耕。王文龍不想錯過這次機會，他決定搬遷，以方便子女在縣城上學。

　　不過，王文龍的父母親決定留在村裏。“他們覺得搬出去住不習慣，喜歡待在山裏。”王文龍説，這樣也可保存部分住房和維持日常的耕種，“算是留個退路”。

　　“同意搬遷的，多半是為了下一代，比如留給孩子一套房子或者上學便利等。不同意搬遷的，一是不舍得離開，二是在山裏也能勉強過活。”北鋪村黨支部書記王玉格説，目前村裏116戶中有61戶同意搬遷。

　　而潘軍仍在猶豫：“進城後吃喝拉撒都得花錢，怎麼活？”

　　一個鮮明的對比

　　至于搬遷後究竟怎麼過活，潘軍曾去該縣王安鎮南趙莊新區打探。那裏已經有很多人入住。

　　小區內一排排6層小樓整齊劃一，樓下停放著小轎車、三輪車、摩托車等各式車輛，綠化用地上零星地長著野草，小區後方堆著五顏六色的垃圾。

　　記者第一次見到南趙莊新區居民劉東時，他穿著一身打著補丁的衣裳，正安靜地蹲在小區樓下的墻根。他愛笑，一笑就露出缺了大半的門牙。

　　60歲的劉東無兒無女，妻子于3年前過世。2015年10月搬遷那天，劉東背上一卷鋪蓋，揣著700元積蓄搬進了樓房。新房中的裝修、家具等都是他弟弟送的，只有一盆天竺葵除外。這是劉東從舊居掐來的花枝，枝子插在新花盆之後不僅活了下來，還開得紅火。

　　再見到劉東時，他正在幫人壘豬圈，鏟水泥的手因力氣不足而不停地抖，“現在就做些幫工養活自己，回村裏種地來回得走上4公里，地就給我弟種了，出去打工也沒人要我這把年紀的老頭子”。

　　那天，他身上只剩下50元，5角錢買的一棵圓白菜已經吃了3天。一年多來，他只在春節時狠心買了兩斤豬肉。他也喝不慣小區的水，不少村民從原來的村裏接山泉水喝，但他沒車去拉水，只能湊合著喝。他感慨：“這樓房有錢人才住得舒服，不然撒泡尿都花錢。”

　　而在距離縣城約1公里的富安新區，54歲的土庵村村民張國賓幾乎與劉東同時搬遷，卻活出了另一副模樣——棕色皮鞋、灰色西褲、亞麻色外套，張國賓左手的金戒指襯著他黝黑的皮膚顯得更亮。“做生意嘛，富不富都得裝出點樣子來。”張國賓不好意思地説。

　　土庵村也是個貧困人口佔比超60%的深度貧困村，345戶人家散落在一道山溝中的37個自然村組中，公路蜿蜒至位于山溝中間的主村便戛然而止，往山上走就是1米多寬的土路，如果再往更深處的村落走，多半只有半米寬的山路。

　　在這些寬寬窄窄的路上，張國賓曾目睹一位遠房親戚因大雪封山無法通車而被村民背出去看病，卻因耽誤了治療時機再沒活著回來，也見過去山西煤礦挖煤卻被坑了錢的村民狼狽歸來，還見過去山坡上耕種的村民因山路陡峭摔下山丟了性命。也是在這些路上，張國賓曾拿著幹糧去上學，背著行囊出去打工，爬到山上去做礦工，後來憑著不錯的廚藝開著三輪車去別人的喜宴喪宴上幫工……

　　2014年，土庵村被淶源縣規劃為易地扶貧搬遷村之一，89戶選擇搬遷，張國賓第一個衝到新區的規劃地，左拼右湊借了約30萬元買下其中一塊地並建起了新宅，開起了一家“流動飯店”——客戶辦紅白事，他就開著三輪車拉著爐子和鍋碗瓢盆去承辦宴席。

　　“淶源縣在‘十二五’期間易地扶貧搬遷中，鼓勵村民們自主就業、創業，也會盡力給村民以就業支援，張國賓屬于自主創業致富，還帶動了村裏其他8人就業、賺錢。”土庵村村主任張國立説。

　　來到新區後，張國賓的“朋友圈”漸漸擴大，消息更加靈通，生意也越來越紅火，如今他一年約有5萬元收入。他説：“當時不知道出來之後會咋樣，但可以確定的是繼續窩在山溝裏肯定沒有出路。搬出來見到的人多了，眼界就開闊了，以往俺村人進城只敢沿著縣城中間那條街走，生怕迷了路呢還！”

　　就業就在家門口

　　如果不是找到了工作，南趙莊新區的劉振英恐怕會和劉東一樣，正蹲在樓下曬著太陽，和鄰里拉著家常，靠養老金和子女的貼補生活。

　　剛搬進新家時，李振英一會兒坐坐沙發，一會兒坐坐床，坐哪兒都覺得太軟，太不自在，“總感覺這不是自己的家”。但時間長了，她越來越喜歡這裏的幹凈和便捷。更讓這個73歲的老太太歡喜的是，她今年在小區內的箱包加工車間找到一份工作。

　　每天7點，她準時到達車間開始工作，把縫紉好的書包翻過來，安裝小零件，剪掉線頭，裝入透明包裝袋……如果沒有意外，她一天能翻50個書包，掙到12元。對此，她很知足：“下樓就能工作，老了還能掙300多塊錢一個月，至少夠買菜吃了，這麼大年紀了還能幹嗎呢？”

　　劉振英所在的車間于今年2月正式入駐南趙莊新區。據南趙莊村支書楊連義介紹，該車間的基礎設施和裝備由淶源縣扶貧局出資裝配，由淶源縣鼎華箱包加工廠租來做來料加工，每年租金10萬元。“這種‘企業＋加工點＋農戶’的家庭手工業模式，一方面租金將用于該社區沒有勞動能力的居民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還可以為社區的貧困戶提供就業崗位。”楊連義總結道，“彼此借力才能互惠互利。”

　　“車間招工時有100多人來報名應聘，最後錄用了51名縫紉工和20名翻包工，絕大多數為南趙莊村貧困戶。”該車間負責人馬小玲説，縫紉工每月能拿到1500~2000元不等的工資，翻包工每翻一個包可以掙到0.24元，多翻多得。

　　馬小玲自己每月能拿到2500元，這出乎她的意料。在這之前，馬小玲每天的任務就是接送孩子上學、做飯、做家務，是個典型的家庭主婦。今年1月，馬小玲看到小區的招工通知，抱著試一試的想法去應聘，不料卻憑著以往在服裝廠打工的經驗成了車間負責人。“在小區內工作既能照顧孩子，又能掙到工資，以前可沒這樣的好事。”她説。

　　“如今淶源縣是易地搬遷安置區與産業園區兩區同建，所以在發展扶貧産業這塊力度更大，也就會讓産業的發展與‘十二五’時期移民搬遷區、災後重建安置區進行銜接，共用發展紅利。”淶源縣扶貧局局長孫軼説。

　　鼎華箱包加工廠廠長孫章鎖粗略算了一筆賬，開工後的這3個月裏，因該車間生産的書包不達標已造成近30萬元損失，再加上連續3年每年10萬元的租金，“相當于我們入駐後的前3年是白幹了，3年哪能掙回這60萬元？”孫章鎖坦言：“其實最初我們也不想來，村民們都沒有縫紉經驗，還得進行培訓。但能幫助更多的人就業是件好事，我們有這樣一種情懷。”

　　目前，該小區的二期車間正在籌備中，孫章鎖準備將招工范圍拓展至南趙莊新區周圍的社區和村莊，這也是他擴大生産規模的重要一步。

　　走到哪兒都得靠自己

　　在淶源縣城的安置片區，等待潘軍的不僅是幾個車間，還有一片規劃佔地180畝的産業園區。這裏已有兩家企業簽約入駐，可新增就業1000余人，另有11家企業有入駐意向。

　　按照規劃，全國正在加快實施易地扶貧搬遷工程，從根本上解決約1000萬貧困人口的穩定脫貧問題。這項工作被稱為“挪窮窩”“換窮業”“拔窮根”。

　　“怎麼才能讓搬遷人口搬得出、穩得住、有事做、能致富？從根本上來講就是要發展産業，幫助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從農村到城鎮的過渡。”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採訪的前一晚，淶源縣扶貧局局長孫軼開會研究扶貧産業發展相關問題直至次日淩晨。

　　在他看來，如今淶源縣的扶貧産業發展正面臨大好機遇，不斷有北京、天津等地的企業前來洽談，北京市豐臺區、河北省發改委等各方力量將對淶源縣進行幫扶。淶源縣臨近雄安新區，高速公里貫通後只需1小時車程就能到達雄安，如今雄安新區需要疏解勞動密集型産業，淶源縣恰好可以承接。

　　今年3月，淶源縣六旺川生態養殖公司與入股貧困戶分了紅。據該公司創始人孫二東介紹，縣扶貧局與他簽訂了5年合同，把約550戶貧困戶的300萬元扶貧資金投入該企業，企業每年以不低于扶貧資金10%的比例給貧困戶分紅，合同到期後扶貧資金仍歸貧困戶，“老百姓是沒風險的，無論公司收益如何，都會保證按比例給貧困戶進行分紅，每個貧困戶每年能拿到約1000元的分紅和薪資。”

　　“搬遷群眾可以以土地或扶貧資金入股企業、土地流轉、企業務工等形式獲得股金、租金、薪金，成為‘三金農民’。”淶源縣副縣長汪源表示，接下來也將著力實施金融扶貧，探索建立“企業＋農戶＋擔保＋銀行”的扶貧模式，“比如現在一個貧困戶可以從銀行貸款5萬元，入股到扶貧企業，企業保證給至少10%的分紅，這樣扣除一年的利息，每年能有2500元純收益。”

　　不過，孫軼在工作中也遇到了一大難題，那就是“沒地”。“企業來這裏發展總得需要用地，但淶源縣一般農田連片的少，大部分屬于基本農田區。而基本農田是只允許耕種農作物，是不能改變用途的。”孫軼説。

　　汪源表示：“以往保定市有一個土政策，叫‘基本農田上山’，意味著把全市的基本農田集中在了山區，這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只能一步步發展著看。”在汪源看來，目前淶源縣脫貧的最大挑戰是“時間”，“為確保淶源縣2020年實現穩定脫貧目標，大家都在爭分奪秒地幹。”

　　到目前為止，潘軍仍沒決定搬或不搬。不過他相信，“光靠政府是不夠的，走到哪兒都得靠自己脫貧、致富”。（記者 孫慶玲）

【糾錯】

責任編輯： 楊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