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領導“帶頭下館子”之後，多地再推消費券以提振市場需求，廣東包括佛山、珠海、深圳等地也紛紛發放消費券。作為中國經濟的最大引擎，消費這駕馬車將再次重啟。
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60%。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強調，要把復工復産與擴大內需結合起來，把被抑制、被凍結的消費釋放出來，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費、升級消費培育壯大起來，使實物消費和服務消費得到回補。
此次疫情對我國經濟的衝擊已是既成事實，從消費入手，穩經濟增長成為必然選擇，指望疫情結束後“報復性消費”並不現實，特殊時期依然需要一些鼓勵性政策，減少疫情負面影響、恢復現實購買力。多地推出消費券後，朋友圈有不少人曬“中獎”，高興之情溢于言表，具體效果還有待觀察。
各地的一些做法也不盡相同，如深圳有人“中獎”後是喜滋滋到超市買菜；佛山則規定消費券不可用于線上點外賣，僅適用于實體店線下消費；而河北100元面值只能用于冰雪運動的消費，以進一步推廣當地冰雪運動發展，等等。
消費券其實並非新鮮事物。早在2009年，由于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對外貿易活躍的浙江省首當其衝，對此杭州分兩階段、三批次發放了總額9.1億元的消費券。最後數據顯示，盡管政府努力加大對本土家電品牌等的財政扶持，但最終仍有約80%的消費券流向採購食品飲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上；而消費券可抵扣的酒店、飯館人滿為患，五折的《宋城千古情》門票從每日三場演出一度加演至八場。
實際上，生活必需品屬剛需，並未受到金融危機較大影響，消費券反而讓居民將原本用于購買必需品的錢轉為儲蓄，反向擠壓了消費需求，或者只是擠掉了一部分原有的現金消費，並未給社會消費總額帶來增量。對消費券使用的錯判，會使拉動消費的效果大打折扣。
這是因為，一些消費券起到的是“替代效應”，但消費券更應盡可能用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即發揮“乘數效應”，起四兩撥千斤的效果。因此，在推動消費券的效應上，可以從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從大宗消費品方面入手，如通過新能源汽車購車補貼、手機和家用電器以舊換新，等等，這些産品産業鏈條長，消費券可以帶動制造業生産能力快速恢復。
其次，從受疫情影響最大的産業入手，如在此次疫情中，吸納最多就業的服務業受到衝擊較大，如餐飲、旅遊、電影院線等領域，通過發放消費券，擴大全社會消費支出規模，從而刺激相關企業加大投資，形成良性迴圈推動産業脫困。
再比如，在即將到來的清明、五一小長假，需搭乘航班的長途旅遊受限，而短線周邊遊一直不溫不火卻又大有潛力，若沒有刺激，可能不會産生相關消費，但消費券則可以串起餐飲、住宿、交通等，從而激發上下遊産業活力。
再次，從消費升級方面入手，例如額度向消費傾向高的消費者適度傾斜，也就是説，一方面，消費傾向度高的消費者，大都是低收入者，消費券發給這些消費者能夠發揮最大效用；另一方面，低收入者抗風險能力比中高收入者低，消費券發放有助于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當然，這需要相關部門聯合平臺企業，根據大數據精準施策。
各地可依據自身實力與財力量力而行，兼顧效率與公平，不失為拉動消費的一劑“藥方”。長遠來看，消費券還只是一種短期刺激，主導消費的長期因素是城鄉居民收入，科學有序復工復産、穩就業，為消費提供源源不斷的支援，才能釋放出更多的購買力。（記者 郜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