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豐（左一）、周旸（右一）等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法門寺出土絲綢。受訪者供圖

這是河南省滎陽市汪溝遺址出土的炭化絲織品。新華社資料片

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人頭像局部上檢測到的紡織物痕跡。 新華社資料片

20世紀50年代錢山漾遺址出土的家蠶絲綢片。新華社資料片

　　2014年“世界遺産大會”上，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産。但在一錘定音之前，有國家提出異議。中國國家文物局就此要求考古界拿出“絲綢起源于中國”的實物證據

　　其實，百年來的田野考古已獲得多次實證，但方法主要是觀察。如何在炭化、灰化、泥化、礦化的遺跡遺物中，找到絲綢的痕跡？這便需要科技的力量。“尋絲之旅”就是要于無形處覓絲蹤，這也是對中華文明的一次追溯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馮源

　　大約5500年前的某一天，在如今稱作中原的地方，一個村落裏，一個孩子夭折了。按照慣例，人們在小身體外包上一層絲羅，放進一只尖底陶瓶，再在上面倒扣上一只陶罐，形成一具小小的甕棺，然後讓他入土為安。

　　——這個村落和墓地後來成了遺址，于2013年出土，人們稱它為“汪溝遺址”。

　　又到了大約3000多年前的某一天，在如今稱作成都平原的地方，一座城市裏，人們在西南角挖了大坑，放進金器、青銅器、陶器、玉器和絲綢，可能還放了一把火，然後填平。

　　——這個城市後來成了大名鼎鼎的三星堆遺址，有的祭祀坑裏有厚厚的灰燼。

　　再到800多年前的某一天，在被後人稱作南宋的皇朝治下，一艘木質商船從當時世界上最繁榮的港口泉州揚帆啟航。它是福建制造的“福船”，尖底、窄頭、寬尾，其船體是多重板結構，分有多個水密隔艙，抗風強，吃水深，據説能裝七八十萬斤的貨物。它滿載著瓷器、鐵器和絲綢，寄托著船東貨主的財富夢想，不料沉沒在珠江口與雷州半島之間的南海海域。

　　——這艘沉船後來入評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編為“南海一號”。

　　古棺、古城、古船，三個故事中都出現了同樣的元素：絲綢。但是，在古跡重見天日的時候，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土蝕、火焚或水浸，早已使絲綢化為烏有，讓人無法想像曾經的光澤、柔順和絲滑。而多年來，一批科技考古工作者的“尋絲之旅”，就是要于無形處覓絲蹤。

　　絲之證

　　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以來的100年間，田野考古已經獲得“絲綢起源于中國”的多次實證

　　2014年6月，第38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這個會議就是我們通常所説的“世界遺産大會”。在這屆大會上，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産。

　　但是在一錘定音之前，有國家的代表提出了異議。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國際古代紡織品研究中心（CIETA）理事趙豐回憶説：“他們説本國的絲綢比中國更早，但那用的是野蠶（柞蠶、蓖麻蠶等）吐的絲，而不是家蠶（桑蠶）。全球公認的蠶桑絲綢業的起源就是中國，像‘養蠶業’在英語裏就稱作‘sericulture’。其中，‘seri’就源于古希臘古羅馬對中國的稱呼‘Seres（絲之國）’。而‘culture’一詞是要有人的作用，才能稱為‘culture’，野生的、採集的，都不能算作‘culture’。”

　　本來不是事的事，有了插曲還是要重視。凱旋後，國家文物局就要求考古界拿出絲綢起源于中國的確實證據。而在2010年，國家文物局就依托中國絲綢博物館，成立了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這個任務自然也落到了基地身上。

　　事實上，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以來的100年間，田野考古已經獲得“絲綢起源于中國”的多次實證：

　　1926年，“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帶隊在山西夏縣發掘了西陰村遺址，這是中國考古學人首次獨立帶隊在中國進行的考古發掘。他們意外地發現了一枚形如花生殼的黑褐色物體。後經辨認，它居然是被割掉一半後剩下的“半個蠶繭”。“半個蠶繭”現藏于臺北故宮，它所屬年代學界仍有爭議，一般認為已有6000—5500年的歷史，是人類利用蠶繭的實證。

　　1934年，學者慎微之在家鄉浙江湖州的錢山漾發現了一處新石器文化遺址。1956年和1958年，浙江省原文物管理委員會對錢山漾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了綢片、絲帶、絲線，其中的綢片和絲帶被確認為人工飼養的家蠶絲織物，距今有4400—4200年的歷史。這是長江流域出現絲綢的實證。

　　1981—1988年，鄭州市文物部門對滎陽青臺遺址進行了6次發掘，在數個甕棺中發現了灰白色的炭化絲織物，距今已經有5500年的歷史。這與“半個蠶繭”一樣，也是黃河流域出現絲綢的實證。

　　而就在去年，同樣在山西夏縣，考古工作者對師村遺址進行發掘時，又找到了距今6000年的石雕蠶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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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野考古找到了眾多絲綢起源的實證，鑒定的方法主要是觀察。”趙豐説，棉、毛、麻、絲是人類使用最久的四種天然纖維。在史前時期，棉不太可能傳到中國，毛主要在邊疆使用而不在內地，而區別麻和絲就要看它們留下的印痕：用顯微鏡放大來看，從縱向看，麻留下的印痕粗糙，絲留下的印痕光滑；從截面看，麻的截面是散亂的，絲的截面則是一個三角形，而且，“家蠶絲的截面是鈍角三角形，野蠶絲的則是銳角三角形”。

　　但是，尋絲的時間追溯越久，遺跡遺物完整保存的可能性就越小。在那些炭化、灰化、泥化、礦化的遺跡遺物中，還能不能找到絲綢的痕跡？這就更需要科技的力量。

　　絲之痕

　　2017年，在汪溝遺址的兩具甕棺中，從土樣裏檢測出了絲蛋白的信號，由此一錘定音——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絲綢實物

　　氫、碳、氮、氧，四種元素的原子，按照不同的分子結構，結合成18種氨基酸。18種氨基酸再按照一定的序列，連接成肽鏈。肽鏈再經過β折疊、α螺旋……形成了絲蛋白，絲蛋白外再裹上一層絲膠——蠶絲的本質就是一種天然高分子蛋白類化合物，而蠶就像是一座有生命的小小的生物反應器。

　　桑蠶——春的蘊藉，終究難以抵擋世間千年的風霜。古往今來，無數的絲綢經歷了從絲蛋白、肽鏈、氨基酸再到更簡單的元素的降解過程。這就需要研究人員在絲蛋白的降解産物中找到它曾經的痕跡。

　　“其實這項工作我們在2009年就開始了，當時是為了尋膠。”趙豐的同事、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主任周旸娓娓道來。

　　當時，南京長幹寺地宮出土了一批北宋紡織品，有的運用了印金工藝，即將金泥與明膠調和，在絲綢上描畫。但是過了1000年，這批紡織品都吸飽了水分，膠質已經流失，如何證明絲織品在描金過程中用過膠？

　　中國絲綢博物館等機構的科研人員想到過多種方法。做元素分析，膠質已經流失；做質譜分析，文物上污染物太多，分析出的噪音太多。後來，他們想到了免疫法。這個方法曾被美國蓋蒂研究所用于古埃及壁畫上，找到了古埃及人在顏料中使用蛋清的痕跡。

　　免疫學的原理每天都在人類和動物身上發生，並被人們有效運用。細菌、病毒等有機物質進入血液中，導致血清産生抗體。這些導致抗體産生的有機物質則被稱作抗原。從血液中檢測出傳染病的抗體，是醫生的重要技術，而我們注射疫苗後，體內也會産生相應抗體。

　　通過免疫法，研究人員在這批宋代紡織物上找到了膠的痕跡。能找到“膠之痕”，同樣的辦法也能找到“絲之痕”。隨後，中國絲綢博物館等機構開始了名為“基于免疫學原理的絲綢微痕檢測技術”的研發。研究人員找到絲蛋白中的特徵片段，以這種分子標誌物在兔子身上制備抗體。抗體和抗原是一把鑰匙開一把鎖，這種抗體的任務就是去史前遺址尋找抗原，也就是絲綢的分子標誌物。

　　2016年，免疫法技術在“南海一號”的一個船艙裏找到了絲蛋白的信號。船艙原被淤泥塞滿，大家以為是個空艙，但是就是這個空艙裏的發現消除了“海絲無絲”的困惑——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千帆百舸，當然裝載著絲綢。

　　2017年，這項技術又在汪溝遺址的兩具甕棺中，從土樣裏檢測出了絲蛋白的信號。研究人員先用顯微鏡觀察土樣，看到了紡織品痕跡，再用土樣做免疫學檢測，由此一錘定音——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絲綢實物。

　　2021年3月，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要項目工作進展會議在成都召開，現場揭曉三星堆遺址重大考古發現。其中一點，就是多個祭祀坑裏都找著了絲綢痕跡。在一件青銅器的表面，免疫法找到了曾經附著的絲綢，顯微鏡也看出了絲綢的結構——這是有抑菌效果的銅離子立功了。而在四號坑的灰燼中，免疫法同樣找到了強烈的絲蛋白信號。

　　幾經改進，這一技術的核心部件，是一支形如驗孕棒的試紙。周旸説，如果絲蛋白的信號過于微弱，她們還可以採用電化學的方法，即用電能將信號予以放大，敏感程度達到皮克級。皮克，也就是1萬億分之一克。

　　“抗體陽性”，在醫院的報告單上，這樣的結果或好或壞。而在絲綢考古現場，它只代表著一個令人興奮的結果：無論年代如何久遠，遺物如何衰朽，其間一定有過絲綢。

　　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用今天的蠶絲蛋白制成的抗體，能夠高度靈敏地檢測出5000年前相對應的抗原，也就是説，5000年前的蠶絲蛋白和現在的並無二致，先民在5000年前飼養的桑蠶，繁衍至今。周旸説，這與西南大學等單位之前對桑蠶基因組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

　　絲之魅

　　“尋絲”，是對中華文明的一次追溯。絲綢不但是商品，也是硬通貨，更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載體

　　2015年，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與中國絲綢博物館聯合向國家文物局申請“尋找中國絲綢之源”項目，分別在滎陽青臺、汪溝和鞏義雙槐樹等黃河流域仰韶文化遺址展開工作。目前，相關研究還在繼續。周旸説，他們希望找到最早的繅絲作坊，還會在長江流域“尋絲”。

　　今年8月底，中國文物保護技術協會在杭州舉行了一次成果鑒定會。專家認為，中國絲綢博物館等單位完成的“考古現場紡織品（絲、毛）文物免疫檢測關鍵技術研究與應用”項目成果，達到了世界領先水準。最近，周旸等人的團隊又在美國化學會(ACS)主辦的全球分析化學頂尖期刊《分析化學（Analytical Chemistry）》發表了相關論文。

　　“研究的競爭有三個層面，第一層是比拼誰的數據庫更完備，第二層是比拼誰的設備更先進，第三層是比拼誰的理念更出色。”回顧免疫法技術的研發，周旸表示，“尋絲”是她所喜歡的第三層比拼。

　　但是，這還不是驅動他們“尋絲”的全部動力。最為本真的動力，或許可以從她的另一個問題看出端倪：“我們有沒有想過，在史前時間，蠶可能是一種害蟲？”

　　確實，在遠古時代，野蠶食用桑葉，可能會導致桑葚減産，而桑葚至今仍是人們喜食的一種水果，在過去的荒年還可充饑。

　　“野蠶是非常‘高冷’的動物，喜歡獨處，但是家蠶可以扎堆。野蠶碰到雨天，會躲到樹葉下面，家蠶毫無自我防護能力，要靠人類保護。野蠶蛾可以飛到很遠去找配偶，家蠶蛾飛行能力很差。”周旸告訴記者，對桑蠶基因組的研究發現，與野蠶相比，家蠶有354個基因位點發生了變化。“人們為什麼要馴化蠶？只是希望它的繭能從花生米般大小，變成現在這麼大這麼厚嗎？”

　　對此，趙豐認為，先民關注蠶，馴化蠶，生産絲綢，很可能是出于原始崇拜。“蠶作繭自縛，又破繭成蛾，讓他們感到很神奇，希望通過馴養蠶，找到生命復活或者靈魂升天的力量。所以一些新石器文化遺址裏會有蠶形器、蛾（蝶）形器。他們用絲綢包裹屍體或重器，也是希望逝者在安葬後能像蠶破繭而出一樣，死而復生，或者靈魂升天。”

　　“這種原始崇拜的思想在上古時期保持了很久，但是在戰國以後，中國生産力大大發展，人們更趨理性，絲綢的實用性更受到認可，並且成為區別階層的服飾符號，最終形成享譽世界的中國絲綢文化。”趙豐説。

　　“絲”，在甲骨文裏是兩束蠶絲的象形。翻開《現代漢語詞典》，“纟”部首收入的漢字數量大概在200個左右，很多字在造字之初的古義，我們已經淡忘了，比如“純”就是蠶絲，“緒”是繅絲時繭子的頭，“組”是用絲繩係起的祖先牌位……

　　而這些漢字如今的含義，除卻實用價值，又多有一種宏大氣象。我們稱讚傑出人物可以經天緯地，描述國家昌盛是一統江山，把禮義廉恥稱作國之四維，認為社會運作需要有綱紀準繩……可以説，蠶、絲乃至于紡織，已經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中留下了深深烙印。

　　“從絲綢的起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天人合一’的古老理想，也可以看出古老的農耕文明對于團結協作的需求。”周旸説，“尋絲”，是對中華文明的一次追溯。

　　在“尋絲”歷程中，他們曾在漢武帝茂陵陪葬墓出土的兵器上找到了絲綢，周旸為此很激動。我們知道，漢武帝依靠霍去病這枚“少年戰神”，打通河西走廊，為絲綢之路的開通奠定了基礎。

　　“絲綢是中國外交的原動力。”趙豐説，西方人對絲綢的渴求，知道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個生産絲綢的國家，才有了絲綢從東往西傳播的動力，最終形成了著名的“絲綢之路”，而古代歐洲、西亞、中亞的文化元素，也會沿著絲路向東傳播。在絲綢之路上，絲綢不但是商品，也是硬通貨，更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載體。

　　“我們今天如何弘揚絲路文化？談絲路就不能離開絲綢，因為絲綢是絲綢之路的原動力。”這是趙豐多年以來一直持有的觀點。

　　“尋絲”的意義，也同樣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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