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東京１月１５日電（天下人物）伊藤詩織：她遭遇的不僅是性侵，還有日本“黑箱”

　　新華社記者王可佳

　　在日本，性侵事件如同海面下的冰山。許多女性因為羞恥心、恐懼感以及無形的社會枷鎖而不敢發聲，但有一位女性勇敢地站了出來。

　　她叫伊藤詩織，是一名女記者。

　　“危險發生在安全的日本”

　　“面容姣好”“英語流利”“沉著冷靜”……這是伊藤給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歲的伊藤在日本外國記者俱樂部召開記者會，講述自己遭遇性侵的經歷。

　　２０１３年，伊藤在美國留學期間結識了時任日本ＴＢＳ電視臺華盛頓支局局長山口敬之，一起吃過飯。２０１５年４月，已經回到日本的伊藤和山口約好在一家餐廳商談工作，這是他們第二次見面。

　　據伊藤講述，用餐時她喝了很多酒，隨後暈了過去，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酒店床上，而山口在自己身邊。伊藤意識到自己遭山口性侵，第一時間逃離酒店，被羞恥和混亂感所淹沒。

　　“我曾走訪過６０多個國家，去過很多被認為是危險的地方，然而自己所經歷的真正危險卻發生在以安全著稱的日本。”伊藤説。

　　伊藤最終決定報警，但一開始並未得到認真對待。後來警方檢查了酒店的監控錄影，並找到運載過伊藤和山口的計程車司機作證之後，對于案件調查的態度才變得積極起來。

　　２０１５年６月，伊藤在柏林採訪時接到負責此案的警員電話，稱“逮捕令已簽發”，希望伊藤盡早回國協助調查。然而，伊藤後來又接到電話稱逮捕令已取消。她追問原因，卻未得到具體答復。

　　據日本媒體報道，警方接到時任東京警視廳刑警部長中村格的電話後，撤回了對山口的逮捕令。中村格曾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的秘書。

　　同年８月，在嫌疑人山口未被逮捕的情況下，案件有關資料被送交檢方。近１年後的２０１６年７月，東京地方檢察廳針對此案做出證據不充分、不予起訴的裁決。

　　“不撞南墻不回頭”

　　“頑固”“任性”“不撞南墻不回頭”……伊藤這樣描述自己的性格。

　　２０１７年５月，伊藤在日本媒體上自爆性侵遭遇，並質疑警方取消逮捕令及檢方的不起訴決定。在東京地方檢察廳作出裁決後，她向日本檢察審查會提出不服抗訴。

　　伊藤的勇氣在日本女性中很罕見。長期以來，日本社會對女性存在偏見，甚至認為遭遇性侵的女性都是咎由自取，比如衣著暴露等。因此受害的日本女性傾向于保持沉默，甚至還會自責。伊藤自我曝光並維權，無異于在刀尖上跳舞。

　　一開始向警方報案時，伊藤曾被警員勸阻，稱“舉證十分困難”，堅持維權將會嚴重影響自己的生活，甚至會導致無法在行業內立足，因為控訴對象“在業界擁有較高的地位”。

　　然而，為了改變“性侵仍被視為禁忌話題的社會環境”，伊藤最終決定站出來。

　　“黑箱”

　　伊藤的維權路很不順利。２０１７年９月，東京第六檢察審查會駁回了伊藤的抗訴。同月，伊藤向山口提起民事訴訟。

　　山口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關係密切，是安倍的“禦用記者”。出于種種原因，日本輿論的焦點一開始就不在性侵問題上，而是試圖挖出所謂的“政治背景”。既有日本民眾質疑山口未遭逮捕與安倍政權高層幹預司法有關，也有一些右翼媒體和網民大肆詆毀伊藤。

　　１０月，伊藤根據自己的遭遇出版了新書《黑箱》。

　　她説，“黑箱”是自己在報警、維權時經常聽別人提到的一個關鍵詞。由于自己所控訴的性侵行為發生在僅有２人的密室中，自己對事發時的記憶模糊，外界無法窺探內部情況，很難證明事情是在違背自己意願的情況下發生的。此外，警方、檢察機構的辦事程式對公眾來説也是個“黑箱”，透明性不足。

　　“我也是”

　　始于美國的女性反性騷擾、反性侵“我也是”運動風起雲湧，伊藤的故事也因此受到西方媒體關注，她還作為日本反性侵的代表人物登上《紐約時報》。

　　“我也是”運動給了伊藤更多勇氣。她説，希望能夠“打造一個能談論性暴力的社會環境”，“我也是”運動能夠讓大家團結起來實現這個目標。

　　“當初（發聲維權的時候）日本給我的感覺是，勇敢發聲譴責性暴力的人反而更容易被苛責，或者被簡單地當做普通的男女問題來處理。但這是暴力問題。這也並非是個人問題，而應被看做這個社會的共同問題。”

　　根據日本警察廳發布的統計數據，２０１６年全年，日本警方認定的強姦案僅為９８９件。但專家指出，每年僅約千件的性犯罪案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２０１７年，日本修改刑法，加大對性犯罪的懲罰力度。伊藤認為，除了修改法律，日本對性侵案的立案方式以及整個社會對性侵受害者的寬容度等也都亟待改善。

【糾錯】

責任編輯： 徐宙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