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中國工程院院士、三峽工程工程設計總工程師鄭守仁

　　鄭守仁在位于長江西陵峽畔三峽壩區的辦公地點接受記者採訪。(2018年7月14日手機拍攝)

　　深夜,長江西陵峽畔三峽壩區靜謐無聲。北面一隅的14小區辦公大樓亮起一盞孤燈。

　　79歲的鄭守仁,正埋身于一摞摞材料中,專注地在電腦鍵盤上緩慢地敲擊出一個個字符。日復一日地忙碌下,230萬字的《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已送出版社,200多萬字的《長江三峽工程關鍵技術研究與實踐》雛形初現……

　　鄭守仁是三峽工程的工程設計總工程師、中國工程院院士。自1993年受命主持三峽工程的工程設計,鄭守仁在這裏一待就是26年。

　　隨著三峽工程各項工作陸續結束,一批批建設者離開了,往昔熱鬧忙碌的辦公大樓空空蕩蕩,只剩下幾個人,鄭守仁卻不曾離開。

　　三峽壩區一套簡陋的工房,成了他永久的家,他的生命“早已和三峽大壩融為了一體”。

　　“守在壩區,把三峽的資料整理總結好”

　　被毛澤東譽為“長江王”的著名水利專家林一山曾找人帶信給鄭守仁,要他一定把三峽工程的總結做好

　　雖然建設任務已經完成,無論嚴寒酷暑,只要不外出看病、開會,鄭守仁依然每天準時出現在辦公室。“他幾乎沒有什麼業余愛好,心裏只有工作,幾十年如一日。現在每天晚上看完新聞聯播,就去辦公室工作,不到十點不回家,每天早上也提前上班。”1995年到三峽工作的長江設計院樞紐處副總工陳磊説。

　　“現在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打字很慢,只能一點一點熬。”患病加上長期伏案,鄭守仁的身材微微傴僂,他説,“一定要用盡生命最後的力量把三峽工程的資料總結好,這裏有些是經驗,有些是教訓,要吸取教訓,給後人借鑒。”

　　這項工作,最適合鄭守仁幹,也只有他能幹。

　　被毛澤東譽為“長江王”的著名水利專家林一山曾找人帶信給鄭守仁,要他一定把三峽工程的總結做好,只有鄭守仁可以把這個總結做好。

　　在三峽工作的人,都知道鄭守仁有一個習慣:保存好每一次會議紀要,親筆撰寫現場設計工作簡報,供技術人員和相關專家參閱。雖然代表局只剩下幾個人,鄭守仁現在依然一期不落。

　　翻看這些會議紀要和工作簡報,三峽工程建設時的每一點進展成就,每一個問題的發生和解決,每一次技術討論和工作安排,都清清楚楚。時任長江委三峽工程代表局副局長林文亮説,工作簡報和會議紀要是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是鄭守仁走在三峽工地最真實、最細致的寫照,印刻著他對三峽的一片赤誠之心和真知灼見。

　　長期的超強度工作把鄭守仁的身體累垮了。他患有嚴重失眠,吃安眠藥才能入睡。2005年和2015年,鄭守仁先後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癌和原發性肝癌等多項疾病,連續做了手術。2015年以來每隔3個月他都要到醫院進行復查、治療。

　　然而,最讓他擔憂的,不是病痛也不是身體,而是時不我待的緊迫感。

　　“作為一名水利人,能參與三峽工程是最大的幸福。”鄭守仁説,“只要三峽工程需要我一天,我就在這裏堅守一天。”

　　“‘白領’必須堅持到山溝裏幹實事,才有建樹”

　　三次挑戰截流長江這一世界難題,鄭守仁都是在工地上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各個工地來回跑,每天要跑20到40公里”

　　23歲從河海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就到陸水試驗壩工地,到79歲高齡依然在三峽工地堅守,56年的水利生涯,鄭守仁幾乎都在工地上度過。他堅持設計與施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建設工地攻關出一大批技術難題。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鄭守仁主持了烏江渡、葛洲壩工程導截流設計,創造了多個全國第一。葛洲壩截流時,法國有一家公司提出20萬美元做一個大江截流方案,這對于剛剛改革開放、外匯稀少的我國無疑是天文數字。

　　長江委的專家們自己做方案,第一次挑戰大江截流這一世界難題。他們借鑒國內外經驗教訓,進行大量模型實驗。擔任導流組組長的鄭守仁提出用“鋼筋石籠”為截流龍口護底,以增強拋投塊體的穩定性,大大減少了進佔拋投料的流失,確保了大江截流一舉成功。人類首次腰斬長江,世界為之震驚。

　　鄭守仁回憶説:“那時候工地的廣播經常廣播我的名字,要到現場去解決實際問題。在各個工地來回跑,每天要跑20到40公里。”

　　在葛洲壩嶄露頭角,鄭守仁很快被委以重任。1987年,鄭守仁升任長江委副總工程師兼隔河岩工程設計代表處處長。他駐守工地解決各個環節的重大技術問題,在確保品質和安全的前提下,大膽創新優化設計,節省投資1300萬元,使隔河岩工程一次蓄水成功,提前一年發電,被授予工程技術人員唯一的“隔河岩工程特殊貢獻者”。

　　在隔河岩的幾年,作為設計總負責人的鄭守仁有了全過程的歷練,為後來主持三峽工程設計工作做了技術準備。

　　1993年,在從事水利工程設計30年後,53歲的鄭守仁迎來了他一生最大的挑戰,也是最大的榮耀:擔任長江委總工程師和長江委三峽工程設計代表局局長,負責三峽工程設計,直接主持長江第二次和第三次截流設計方案工作。

　　三峽工程號稱“全球一號水電工程”,有人形象地稱之為“科技博物館”、世界級難題“題庫”,有20多項經濟技術指標名列“世界之最”。其中,難度最大、風險最高的當屬1997年的大江截流和2002年的導流明渠截流。

　　1997年的大江截流是在葛洲壩工程形成的水庫中實施的,水深達60多米,超出一般的特大型工程截流水深的兩三倍,江底還有20多米的松軟淤沙,截流難度可想而知。導流明渠截流流量大,落差高,龍口合龍單寬能量世界第一,江底為人工開挖修整形成,平整光滑,綜合難度世所罕見。

　　面對難題,鄭守仁集中群體智慧,首創“人造江底,深水變淺”預平拋墊底方案,保證了大江截流順利實施。導流明渠截流前,他花了兩年時間,通過水工模型反覆試驗和比較研究,提出雙戧截流、分擔高水頭落差的良方。

　　導流明渠截流前夕,別人都惴惴不安,鄭守仁卻格外輕松。他胸有成竹地説:截流合龍已是勝券在握。自信源于他多次參與截流設計的豐富經驗,也源于他率領的長江委設計人員為完善截流方案所作的精心準備。

　　2002年11月6日上午,奔流千古的長江再一次被攔腰截斷。導流明渠截流在全國院士大會上被評為2002年十大科技新聞之一。

　　三次挑戰截流長江這一世界難題,鄭守仁都是在工地上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他夜以繼日奔走在工地上,與各方技術人員攜手攻關,依靠科學民主的作風和集體智慧克服一個個技術難關,創下十幾項優化設計成果,推廣應用一係列新技術、新工藝和新材料。據不完全統計,經優化設計,僅主體工程就節省混凝土100多萬方,節約投資3億元。

　　憑借在壩工領域的傑出成就,鄭守仁先後榮獲了國家科技進步獎、全國五一勞動獎章、湖北省科學技術突出貢獻獎、何梁何利獎、國際大壩委員會終身成就獎等國內外獎項數十個。

　　林一山對鄭守仁曾有這樣的評價:鄭守仁既做過三峽工程的論證,又一直實踐在荒野的現場,他先後參加了陸水試驗壩、烏江渡、葛洲壩、隔河岩,包括三峽等多個重要樞紐工程的建設,經歷了從規劃、初設、技設到施工、運作調度各個環節的設計和實施,解決了施工過程中發現的很多難題。“這就説明‘白領’也必須堅持到山溝裏幹實事,才有建樹。”

　　不摳品質不講科學,就會付出血的代價

　　“他喜歡和一線工人交朋友,和他們打成一片。但涉及施工品質問題,卻容不得半點馬虎。如果有工人偷工減料違背設計,哪怕是一條鐵絲纏得不符合要求,他都會嚴厲指出來”

　　“三峽工程不能出現任何差錯,要對工程負責,要對歷史負責,我們設計標準是千年一遇,在有生之年可能都不會遇到這麼大的檢驗,但是你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提起對工程品質的精益求精,鄭守仁激動地説,“首先設計上不能出任何差錯。只有設計是優秀的,才能保證工程的品質。同時還要保證施工品質,設計、施工都要優質。”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是周恩來總理當年對葛洲壩建設者的諄諄教誨。

　　數十年來,鄭守仁始終把這句話鐫刻在心裏。

　　“除了在辦公室,他最常去的就是工地,即使是除夕夜也雷打不動。”陳磊説,“他喜歡和一線工人交朋友,和他們打成一片。但涉及施工品質問題,卻容不得半點馬虎。如果有工人偷工減料違背設計,哪怕是一條鐵絲纏得不符合要求,他都會嚴厲指出來。”

　　1996年春節,左岸非溢流壩8號壩段進行基礎驗收。經過幾個來回,大年三十仍未達標。正月初一一大早,鄭守仁直奔現場,指出缺陷後對施工人員説:“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三峽主體大壩基礎萬萬不能馬虎。”直到施工單位將缺陷處理妥當,他才同意驗收。

　　陳磊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三峽大壩的第一方混凝土要澆灌時,只有20多歲的他發現有個地方平整度有問題,要求修正。施工單位領導不服氣,就到鄭守仁那告狀。沒想到鄭守仁不講情面、不打折扣,旗幟鮮明地支援陳磊。

　　陳磊説:“我那時很年輕,在人家眼裏就是愣頭青,但鄭總相信我們、堅持真理,我們在工作中就很有底氣,嚴格控制施工品質。”

　　而今,提起三峽工程的品質,鄭守仁相當自豪。他説:“三峽工程穩定運作了十幾年,沒有出現過品質問題；大壩靠近壩基的最低一層廊道我們可以穿著布鞋進去,右岸大壩400多萬方水泥土沒有出現裂縫,潘家錚院士説是創造了奇跡。”

　　事實上,鄭守仁對工作的嚴謹細致,對工程品質近乎嚴苛的要求,源于他兩次刻骨銘心的經歷。

　　鄭守仁的家鄉位于淮河邊的安徽省潁上縣潤河集鎮,飽受水患之苦。1948年冬,潤河集解放,當地政府修建了淮河上第一座水利樞紐工程——潤河集水利樞紐工程。然而,1954年大洪水,潤河集水利樞紐泄水閘泄洪時被衝毀,大片村莊和農田被淹沒。洪水退後,這座水閘被迫拆除。此時,年僅14歲的鄭守仁就立志水利報國。

　　鄭守仁説,這個閘被衝毀主要是設計洪水標準偏低、閘基地質勘探尚未查清、基礎處理結構措施不當等。“搞水利工程,如果基礎資料不搞準,設計就容易出事。所以搞水利工程跟水打交道,容不得任何的差池。”

　　上世紀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間,烏江渡工地上一位負責人不講科學地蠻幹,就出了大事故。鄭守仁回憶説:“1971年4月烏江發大水,預報當天水位要超過導流洞頂,本來應該撤退,但為了搶工期,工地負責人就讓用木板擋水,結果水漲上來把導流洞淹了,造成施工人員傷亡事故。”幸運的是,鄭守仁被喊到洞進口上面開會,逃過了一劫。

　　“所以你不按照科學辦事,就會造成人命。對不對?這都是血的教訓。”鄭守仁語重心長地説。

　　心裏裝的都是工作,卻很少考慮自己

　　在武漢的家,鄭守仁幾乎一天晚上也沒有待過。而鄭守仁夫婦在三峽壩區的家——兩個小房間,分別只有十幾平方米。臥室裏,擺下一張床後,空間就所剩無幾,一張桌子、一個簡易衣櫃,就能把逼仄的余地佔據

　　長江水利委員會的本部在“九省通衢”的武漢,也許不會有人相信,鄭守仁幾乎一個晚上也沒在武漢的家裏待過。那麼,他的“家”究竟在哪兒呢?

　　“三峽壩區十四小區4316號”,是鄭守仁夫婦在三峽壩區的家,他們一住就是26年。

　　其實,凡是去過的人都知道,這哪裏稱得上是家啊!

　　兩個小房間,分別只有十幾平方米。臥室裏,擺下一張床後,空間就所剩無幾——一張桌子、一個簡易衣櫃,就能把逼仄的余地佔據。

　　桌上擺滿了瓶瓶罐罐的藥。有鄭守仁的,也有妻子高黛安的。兩人前些年都患有癌症,至今還不能斷藥。

　　不方便生火做飯,壩區食堂就是他們的廚房——每天,鄭守仁雷打不動地從宿舍步行去食堂打飯。身為院士和領導,他堅持和普通員工吃一樣的三餐。

　　在宿舍和我們見面時,兩位樂觀的老人,熱情地向我們揮手。鄭守仁滿懷愛意地看著妻子,幾十年來,都是如此……那一刻,我們倣佛看到了兩個青春洋溢的年輕人。

　　甘苦相伴,相濡以沫。鄭守仁和高黛安,在工地相遇、相知、相愛,又在工地相守了一輩子。也許,不願離開,也是因為他們的生命已經與大壩、與水利緊密地連在了一起,難舍難分了吧!

　　對國家、對人民、對事業,鄭守仁都可以拍著胸脯説問心無愧。但是對家人、對女兒……心中卻始終有縈繞不去的愧疚和遺憾。

　　1968年9月,在武漢,一個女娃呱呱墜地。而後不久,領導安排要他們去貴州烏江渡水電站工地,不滿周歲的她就被送去了遠方的蘇州,送到了外婆家。此後,她很少在父母的陪伴下長大……某年,剛參加完高考的女兒到葛洲壩工地來看父母,整日奔波忙碌的父親竟然都很少有時間陪她。女兒只好憤憤地説:爸爸愛工地,勝過愛女兒!

　　他就是這樣一個人——滿腦子都是工程、都是大壩、都是事業、都是工作,卻很少有其他。如果你在壩區看到一個獨自匆匆、整日忙碌的身影,他,就是用一生書寫忠誠的大國工匠鄭守仁。（王賢、李思遠、楊依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