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和解”即“人類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是馬克思、恩格斯較早提出的一個重要思想。恩格斯最早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提及這一觀念；馬克思隨之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這一思想並對之作了深入闡發。到了晚年，馬克思、恩格斯又幾乎在大致相同的時期回歸這個思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把他早年關于共産主義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的思想，進一步表述為通過人和人結成的共同體對物質資料的生産過程和結果的控制來實現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間的“兩個和解”：“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産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則明確指出，在社會佔有了生産資料之後，人們就“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何不僅在創立馬克思主義的初始階段，就十分重視“兩個和解”的思想，而且在他們思想發展的成熟時期，又再次回歸這一思想？這一思想在他們的整體思想體係中具有怎樣的地位，在人與自然之間緊張和衝突關係愈演愈烈的今天其時代價值如何？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不僅在理論上能夠幫助我們深入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整體思想，而且在實踐上對于我們正在推進的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學説的根本目的是無産階級和人類的解放，這是他們一切理論和實踐活動的根本出發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毫無疑義地將物質生産力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迅速增長視為人類解放、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根本條件，但他們同時也發現，資本主義雖然帶來了生産力的巨大發展，“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産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産力還要多，還要大”，但資本主義不僅沒有給人類帶來自由、解放和福音，而且還使人類所遭受的壓迫和苦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增長得更快、更多和更普遍。
發現資本主義社會這一顯而易見的矛盾，絕非什麼難事，但要找出産生這種矛盾的原因就不容易了。一些資産階級的思想家，特別是那些所謂的國民經濟學家，站在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立場上，從不將資本主義帶來的矛盾、危機、罪惡等歸之于資本主義，而是千方百計地為其開脫罪責，尋找替罪羔羊。在他們眼中，資本主義最符合人性，因而是永恒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的一切罪惡都不是由它自身造成和帶來的，而是另有原因。他們不去“檢驗國家各個前提本身”，不去“過問私有制的合理性問題”，而是“把自然界當作一種絕對的東西來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與人相對立”。他們為資本主義找到的替罪羊是自然界，他們把人類社會存在著的一切罪惡包括貧困、疾病、戰爭和瘟疫統統歸于自然原因。這些為資本主義開罪的學説數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做的最為過分和最為荒謬。為了為資本主義辯護，馬爾薩斯杜撰了一個所謂生活資料按算術級增長，人口的生育和繁衍按幾何數增長的自然規律，並認為這一規律“是一切貧困和罪惡的原因。因此，在人多的地方，就應當用某種方法把他們消滅掉：或者用暴力將他們殺死，或者讓他們餓死”。除了馬爾薩斯，還有其他經濟學理論如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學派也竭力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重商主義把貴金屬視為財富的象徵，由于自然界貴金屬的稀缺而導致了人們對它的爭奪，導致了人類的貧困、戰爭和苦難，在重商主義者眼中，金錢就是神，而自然界什麼都不是；重農主義則把資本主義導致的災禍歸之于土地的稀缺和有限性，在重農主義者眼中，地産才是“唯一的”“主體本質”，而勞動是從屬于地産的。總之，在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中，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各種理論都毫不掩飾地將人與人關係的惡化歸之于自然界，認為人與自然關係的緊張和衝突導致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矛盾和衝突。
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從批判資産階級經濟學入手創立“兩個和解”思想的。他們所做的批判就是要根本扭轉資産階級經濟學家有意或無意犯下的錯誤：無論是人與人之間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都是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要實現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和解，必須變更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為公共所有制。恩格斯直指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荒謬絕倫，指出，如果認為人與自然之間存在著矛盾的話，那麼，“當地球上只有一個人的時候，就已經人口過剩了”。恩格斯為了駁斥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荒謬，還援引了科學按幾何數的發展和地球上大量存在的荒地來證明人類只要改變自己的生産方式並進而改變佔有方式，人類自身和人與自然就能夠實現雙重和解。這個思想可以説是恩格斯一以貫之、始終堅持並在一生的理論和實踐中不斷完善和發展的一個核心思想。馬克思則以男人和婦女的關係為例來説明人與自然和人與人關係的一致性。他説：“在這種自然的類關係中，人對自然的關係直接就是人對人的關係，正像人對人的關係直接就是人對自然的關係，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規定。”資本主義制度把男人和婦女的關係變成了佔有與被佔有的關係，是以這個制度把一切公共所有物如土地、共同勞動的産物、資本和勞動者自身等都變成了可以由私人佔有為前提條件的。要解決男人與婦女之間的戰爭，或者説解決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只能通過把資本主義的私人佔有制變更為公共所有制才能實現。因此，共産主義才是實現人與自然界和人與人之間和解的根本條件。這一思想同樣是馬克思在他一生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中始終堅持並不斷完善和發展的一個關鍵性的思想。
二
“兩個和解”在馬克思、恩格斯思想體係中之所以居于核心或關鍵地位，原因就在于，它直觀而又深刻地表達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用社會共同體所有制形式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實現人類解放的崇高理想。
理解和把握“兩個和解”思想，既不能像早期的資産階級的思想家們那樣，把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係歸于自然界；也不能像今天的一些環境主義者或生態主義者那樣，倒過來把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和衝突關係歸于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前者是對自然界的蔑視和不屑，後者是對人的貶低。得出這種結論的原因就是他們既不了解人與自然的區分，又不懂得人與自然的統一。一方面，在他們眼中，自然界微不足道，他們根本就沒有認識到人來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産物，他們蔑視自然界，實際上就是蔑視自己；另一方面，他們看不到人是自然界中唯一的自覺力量，因而嚷嚷著要把獨立性和自主價值賦予人以外的自然萬物，他們這樣做時，就只能敵視人，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禍患。
人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具有自覺意識或類意識的存在物，無論是人與自然的關係還是人與人的關係都是人通過實踐創造出來的，都是“為我而存在的”關係。這並非説人對這個世界有多大的權力，自然界應當臣服于人的統治和奴役，而是説明瞭人對這個世界，對自然界和他們自己承擔著最大的責任。無論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出了問題，還是人與人的關係發生了危機，我們都只能從人類社會方面搜尋原因並解決問題。難不成人可以把問題、責任或危機統統推給無意識的、盲目的自然界？但人作為一種自覺的力量，人類實踐活動作為一種自覺自願的活動，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作用下卻發生了根本改變。人變成了一種盲目的、與自然界沒有了任何區別的力量，人的實踐活動成為一種被動的、不堪忍受的苦役，因而也成為一種盲目的活動。所有關于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對立、矛盾和衝突都源于人的質的“下降”和人的實踐活動的“沉淪”。造成人的本質“下沉”和實踐“淪喪”的原因只能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不消滅私有制，不建立起由自由人聯合起來的共同體，不由這個共同體佔有全部社會生産資料和由它來實現財富分配，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就無法解決。這就是馬克思在《經濟學哲學手稿》、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首次表達並終其一生堅持的思想和信念。
當今形形色色的生態主義者，無論是激進的還是溫和的，雖然它們都試圖從人類社會內部找尋原因和辦法來解決人與自然關係的矛盾和衝突，但他們不是從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根本一致性方面，不是從人是從自然界中生長起來的唯一自覺力量、因而對自然界承載著巨大責任方面，更不是從人的自覺自願的實踐活動創造了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關係、而資本主義私有制乃是這兩種關係變質和惡化的根本原因等方面來認識和解決問題，因而他們根本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上述立場出發，不僅為認識和解決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提供了有效路徑和方法，而且得出了人類必將通過壯麗的共産主義事業實現人的解放、社會解放和自然解放三者有機統一的樂觀和科學的結論。（皮家勝 廣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