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媒體看來，中國人陸勇為了救治自己和他人從印度購藥無可厚非，這種案例不僅發生在中國，尼泊爾、馬來西來、南非等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患者都有從印度購藥的巨大渴求，甚至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患者每年也從印度購買大量抗癌藥。畢竟印度正規渠道購買的仿製藥不是假藥，其療效有相當保證，而且價格只有歐美原研藥的1/10。
所謂原研藥是指制藥公司花費大量科研經費研發生産的專利藥品，世界各大制藥廠像瑞士諾華、德國拜爾、美國輝瑞等公司研製一種特效藥的投入都達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而以印度為代表的仿製藥廠則直接繞過研發階段，在原研藥新藥上市3個月內就能製成仿製品，生産成本大大降低。印度政府對這種“侵權”行為不僅不嚴加制止，反而是“強制許可”，理由是這些藥大多是救命藥，難道要讓窮人因藥太貴買不起而等死嗎？
印度仿製藥最早出現於上世紀30年代，從那時起，打破歐美制藥壟斷，為窮人做“救命藥”的理念就在印度扎根。為了讓仿製藥“名正言順”，印度1970年&&的《專利法》規定“只保護制藥工藝，不保護藥品成分”，這等於為印度藥廠對原研藥稍加改動即上市開了綠燈。1995年印度加入WTO後修改了《專利法》，但也只對1995年以後發明或改造的藥物提供專利保護。與此同時，印度還推出“專利強制許可制度”。此類強制許可原本在別國只應用於艾滋病及大規模傳染病相關藥物，但印度將其覆蓋面放寬，例如德國拜耳公司的肝癌藥物“多吉美”的仿製藥，該藥專利保護期至2021年，但印度制藥公司早在2000年前就開始仿製銷售。拜耳公司曾於2011年提起訴訟，但仍被印度“強制許可”。印度專利局的理由是“拜耳藥物太貴，普通民眾消費不起”。
仿製藥生産一直存在一個悖論，生産此類藥品能夠救助窮人，但也會大大挫傷原研藥廠商的研發熱情，而新藥研發受阻又會反過來令更多病患受苦。對此，世界各大制藥廠一直與以印度代表的仿製藥生産廠邊鬥邊和，以期不背上置窮人於不顧的罵名，又能獲得持續發展的動力。2000年初，歐美藥企曾對南非各大制藥廠發起訴訟，稱其在未獲授權的前提下大量生産抗艾滋病藥物。這起訴訟在被南非法院駁回後，歐美藥企的上訴請求招致國際輿論的譴責，被認為是見利忘義的代表。有了這次教訓，歐美藥企顧及道德壓力不敢輕易對仿製藥發起訴訟。
頂着“侵權”之名，印度藥企邊“仿製”邊發展已近80年，成為全球最主要藥物出口國之一。有資料顯示，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已准許650家印度制藥企業向美國出口藥品和有關原材料。換句話説，有近1/3的處方藥來自印度制藥廠。印度藥品及制藥工業服務出口總值2009年已達83億美元。在2012年&&的《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差距問題工作者年度報告》中，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肯定了仿製藥産業的發展，對印度等國加強生産低成本仿製藥的努力給予讚賞和肯定。報告稱，“印度仿製藥業主要面向出口，因此在過渡期內已成為第三世界的藥房”。
“印度仿製藥確實很獨特”，中國國藥集團印度公司董事辛厚東向《環球時報》記者介紹，“經過幾十年發展，靠仿製藥起家的印度制藥業已經逐漸壯大，其自身的研發能力也很強，很多藥已不能完全認為只是仿製，即便是仿製也比別家倣的好，性價比更高，建立起品牌”。
辛厚東説，中國不能從正常渠道進口印度仿製藥原因很多，主要是相關利益方都不能“開這個口”。首先是中國作為世界大國有義務維護知識産權，對這種明顯侵犯醫藥知識産權的産品不能進口。其次是這些藥的原研藥很多在中國已有專利註冊，藥品所屬企業已在中國銷售這些藥，不願看到另外還有仿製藥同時銷售。此外，對於已超過專利期保護的部分藥品，例如格列衛，中國制藥企業已在2013年7月開始生産仿製藥，沒有必要再從印度進口此類藥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