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沈能勝在村林場護林。

兩次談判後,河口村村委會和原舒泉村村民組簽的合同。

　　7500元!

　　雖然還很微薄,但河口村集體經濟實現了零的突破。

　　那是在2015年4月,“第一書記”李朝陽駐村半年後。

　　村裏的幹部們還説,如果沒有李書記這樣一個“外來者”,村裏的那兩片林場時至今日恐怕還是老樣子,現在村集體經濟也不會那麼生機勃勃。

　　荒蕪的林場與村集體零收入

　　地處皖南深山腹地的河口村是重點貧困村,全村432戶。2014年10月,李朝陽開始駐村時,全村有141戶貧困戶。

　　“過去沒人關心村集體有沒有收入。”李朝陽説,“持這種態度的也包括初來乍到的自己。”

　　直到河口村幫扶單位的領導,安徽省民委主任孫麗芳,來村裏調研時提及這個問題。

　　2017年5月,李朝陽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坦承:“當時我不太明白領導為什麼對集體經濟發展如此重視,只想著完成任務。”

　　2014年底,李朝陽把村裏“兩委”幹部召集到一起,就此問題請大家集思廣益。想來想去,村幹部為難地説:“要説集體經濟現成的資源,村裏不是沒有,只是不太好弄。”

　　原來,現在的河口村是由原河口村、舒泉村和康村在2007年合並而成。合並之前,舒泉村有300畝水杉林,康村有200畝檀樹林,屬于各自的村集體。

　　合並時,兩個有集體林場的老村和新的河口村達成協議——未來集體林場的收益,只能歸原老村的村民組所有。

　　想法很豐滿,執行起來卻很骨感。當年的老村村民沒有想到的是,新的河口村成立7年多,山上的林場再沒有怎麼發展過。

　　“沒有人組織護林撫育。”原舒泉村舒泉組組長沈利兵説。過去,老村會定時組織勞力上山撫育林場。

　　老村沒了,新的河口村倒有組織能力。但這些年人工飛漲,新村給老村白幹活説不過去。大家怎麼分賬談不攏,一來二去,還怕傷鄉親的感情。

　　也有人勸原舒泉村黨支書徐光明幹脆把林場的杉木全部賣了。“我舍不得。樹跟別的東西不同。它會長,10年之後,肯定比現在值錢。”

　　康村的情況與舒泉村相似。于是,全村總共500畝的兩片林場一直荒在那裏。

　　利益談判從“不服軟”到各讓一步

　　“這是野豬拱的。”2017年5月的一個下午,村民沈能勝領著《新華每日電訊》記者上山看水杉林場的半路上,指著一株高粱泡下的淺坑説。

　　沈能勝是河口村程家老組的村民代表,程家老村民組是老舒泉村4個村民組之一。

　　現年47歲的沈能勝10多年前是村裏撫育護林採伐的好手。“做撫育一般在秋天。我們帶上飯和水,早上7點半出發,差不多下午5點回來。這山上有兔子、麂子和野豬,不過最危險的是蛇。等村子合並後,這上面就沒人管了。”中途歇息的時候,沈能勝給記者介紹道。

　　同時,沈能勝也是堅持老舒泉村利益的“強硬派”。

　　了解基本情況的李朝陽和河口村村幹部走訪了原舒泉村和康村的村民組組長和村民代表,並請他們到村部具體協商。

　　各組組長之前趕緊通了氣,然後囑咐自己組的村民代表們,不能“服軟”,要統一戰線。

　　作為原舒泉村4位村民組組長之一,沈利兵回憶,大家合計:看村幹的態度,開發林場勢在必行,談的就是分成。沈利兵內心的底線是四六開。老村六、大村四。沈能勝心裏想的卻是二八分。不過,所有村民代表都認為——絕不接受五五平分。

　　在村部的第一次集體協商,雙方沒有達成共識。

　　李朝陽試探性地出價五五對開,負責唱“黑臉”的沈能勝馬上回擊説要全部收益。一陣唇槍舌劍後,老村村民開出了當時心裏最想達成的二八開,不過這和李朝陽心裏所想的還有一定距離。

　　相持不下,各回各家。村幹部又抓緊機會開始了新一輪走訪。

　　數天之後的第二次協商,雙方討論直接圍繞“四六開”還是“二八開”。

　　李朝陽在會上一再“苦口婆心”地表示,村裏的初衷是要把集體的事情搞好,不能造成村集體資源的閒置和浪費。

　　最終,雙方各退一步,達成了三七分成的協議。

　　在沈能勝的記憶中,沈利兵是村民這方帶頭同意三七分成的人。當著李朝陽和村裏的文書徐年發,他有點不好意思地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説:“我還是覺得有點少。”

　　對集體經濟重要性有了新認識

　　記者在河口村村部留存的檔案袋中看到了這份由河口村村委會蓋章以及4個村民組組長簽字的合同。

　　河口村村幹部聊起這件事,都説這是“外來者”李朝陽推動的結果。

　　村委會主任徐光明,也是原舒泉村村支書。他告訴《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實際上,舒泉村的杉樹林從2001年起就沒有開發了。“本來不值什麼大錢,還有人説閒話,以為你搞了多少。村子合並後,我們夾在中間,更不想碰這個事了。”

　　沉寂多年的300畝水杉林再次有了“人氣”。

　　沿著布滿菝葜、蓬蘽、野菊、扶芳藤的山路,繞過山腰上幾家農戶的茶林,沈能勝和記者終于來到了林場的邊緣地帶。他抽出別在腰上的割草刀砍掉路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樹木雜枝,指著對面的青山説:“那邊也是我們村的林場。”

　　據李朝陽介紹,合同簽署後,村裏很快對閒置已久的山林進行了管理開發,當年收益2萬余元。按比例,村集體分得了7500元。這是河口村成立7年多來的第一筆村集體經濟收入。

　　有了第一筆就有第二筆。不久,同樣達成協議的康村檀樹林,給村集體經濟貢獻了1萬余元的收入。

　　現在回看最初的兩筆林場收入,似乎不值一提。

　　但當初直面問題、達成協議、盤活資源,不僅讓村民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更重要的是帶來了思維上的突破。

　　現在,隨著扶貧工作的深入,河口村的集體經濟蒸蒸日上。

　　站在河口村的光伏電站項目前,李朝陽跟《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算了一筆賬:“光伏電站每年村裏就有6萬收入,我們還有村集體按4成分紅的食用菌種植合作社,2成的村彩蝶茶葉種植合作社分紅,村集體出資建設的100畝生態茶園也剛剛起步……保守估計,3年之後,河口村村集體收入每年可達40萬元。”

　　通過兩年多的駐村扶貧工作,李朝陽自己對村集體經濟的重要性也有了新的認識——不再是單純完成領導交代的任務——村衛生室改造、維修水塔水管,還有特困戶慰問等,處處都在用錢。

　　“習近平總書記在《擺脫貧困》一書中指出:‘有的同志説,只要農民脫貧了,集體窮一些沒關係。我們説,不對!不是沒有關係,而是關係重大’。如果集體經濟薄弱,村級黨組織許多事情還真辦不了。在駐村扶貧前,我沒有這個認識。”李朝陽經過此事後深有體會。

　　據池州市委組織部農組科科長王陽明介紹,池州市組織部會同財政、農業、團委等部門先後舉辦全市發展集體經濟大賽、大學生村官創業大賽等活動,培育了一批發展集體經濟好項目。截至2016年12月,全市617個行政村中507個村發展集體經濟取得了明顯成效,與2012年相比,消滅了“空殼村”125個。（記者李坤晟）

【糾錯】

責任編輯： 陳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