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

    昨日，針對潘採夫質疑中的一些焦點問題，本報記者採訪了中國紅十字會、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相關負責人。

    紅會的公信力

    “信任危機”推動改革

    自2011年“郭美美事件”後，“善款長毛”、購買別墅等一系列事件，都使紅會的公信力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而近日備受關注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體系由衞生部、中國紅十字會牽頭，衞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對媒體&&，器官捐獻將由紅十字會負責主導。潘採夫撰文直指由紅會“統籌”器官，“沒法邁過這道坎”。

    對於紅會的公信力問題，趙白鴿&&，微博等新媒體讓每個人都擁有發言平台，“如果你不能直面批評，與百姓合作，是不能做好工作的。”她認為，應該正確看待這些社會事件，它們確實暴露出各級紅十字組織在專業化及效率方面存在的不足，也還不能很好地做到以百姓需求為主導。

    趙白鴿&&，“信任危機”實際上推動了紅會的改革。作為一個社會組織，紅會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着新情況和新問題。重新拾起公眾對中國紅十字會的信任，還需要一段時間。

    分配的公平性

    “排位”數據各方監督

    器官在分配、移植的過程中會否被特權干擾，如何保證分配製度公平透明，受到社會的普遍關注。

    紅會回應，衞生部組織專家制定《器官分配與共享原則》，核心就是醫學需要原則，並據此研發器官分配系統。所有等待移植的患者都依據醫學需要原則評分排隊，評分高者得到器官，與患者身份、地位無關，而且所有過程都有記錄，可以溯源。

    昨日，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高新譜解釋，將會進一步推進信息化建設，使器官分配系統中不僅顯示等待者的信息，還包括捐獻者的信息，成為一個完整的數據庫系統。“等待移植的患者在醫院等候時，能夠看到自己的排位情況。”所有與“排位”相關的數據，都來源於各個醫療機構的臨床錄入，各醫療機構能夠彼此監督。此外，還有衞生部門的行政監管、紅十字會的第三方監督等。

    補償的合理性

    人文關懷人道救助

    衞生部相關負責人曾&&，器官捐獻體系會引入一定的人道救助經濟補償。這是否會導致器官捐獻被利益誘導？

    “我們在制定規則過程中，格外注意防止利益誘導。”高新譜介紹，對於捐獻者及親人的救助，主要集中在人文關懷、人道救助兩個方面。前者主要是指對家屬的心理援助等；後者是在目前社會保障體系並不健全的基礎上，對於捐獻者本人最後一次就診中産生的醫療費和喪葬費，及對於捐獻者需要贍養的父母、需要撫養的子女、無經濟來源和勞動能力的配偶，給予人道救助。他説，目前相關部門正在制定具體救助數額，最高限額擬參照當地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數額而定，全國各地的具體救助標準會有所不同。這個標準也是經過國內外倫理學專家共同研討制定的。

    如何鑒定死亡

    建立標準介入監督

    針對死亡標準，紅會稱，衞生部已參考美、英等國的死亡標準建立了中國的死亡標準，一切與死亡判斷相關的人員必須嚴格按照衞生部頒佈的死亡判定技術標準和操作規範來實施。同時，紅十字會作為第三方介入，對死亡判定的見證起監督作用。在此過程中，如果有違法行為，要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高新譜稱，雖無政策硬性規定，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絕大多數判斷死亡的醫生和器官獲取的醫生並不在同一個醫療單位。按照器官捐獻流程，“信息員”由一線醫務人員擔任。當發現病危、瀕死、腦死亡患者時，“信息員”會&&分佈在全國的332名器官捐獻“協調員”為家屬解讀政策和科學知識的普及，但不能夠進行“勸導”。(記者溫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