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舉全國之力，團結一心，採取了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舉措。經過艱苦努力，疫情形勢出現積極變化。

　　大疫如大考，治理見真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2020年開年突如其來的這場災難，從多個方面對基層治理進行了一場摸底考。

　　2月19日，龍塔街道龍塔社區工作人員（右）向居民發放疫情防控宣傳資料。新華社記者 王全超 攝

　　這場摸底考，摸出了基層治理中哪些短板和不足？主要的薄弱環節在哪裏？為此，半月談編輯部組織十幾路記者，深入各地一線，帶來抗疫前線基層幹部與群眾的心聲與期盼，後方密切觀察疫情專家學者的分析與建言。全方位檢視之下，薄弱環節所在，或可從四個維度加以概括。

　　基層事頭緒千萬，需要有明晰可行的制度。對基層治理而言，可操作、可持續的制度是關鍵生産力。上下權責關係如何理順，多元交錯領域如何協同，突發緊急情況如何處置……疫情中讓人揪心的局面一次次警醒我們：制度作于細，則行事為易；章法疏于察，則百事不成。

　　基層事關乎人心，需要有體貼適宜的溫度。基層幹部打交道的雖是瑣事，但件件攸關民生冷暖；人民群眾差異化的合理需求，也不宜以“一刀切”方式對付了之。基層治理，應當多一些溫情，既要讓群眾的獲得感帶著實在的暖意，也要給不辭勞苦的幹部多一些關愛。

　　2月12日，肥西縣花崗鎮中心衛生院花園衛生室鄉村醫生陶克榮和李惠準備前往村民家，向村民宣傳防疫衛生知識、為居家隔離人員監測體溫、在村口執勤排查外地返鄉人員。新華社記者 劉軍喜 攝

　　基層事意外為常，需要有鼓勵探索的氣度。基層治理涉及利益復雜，群眾訴求多樣，要真正讓基層想出因地制宜的管用辦法，就要給基層的嘗試探索更大的容錯空間，盡可能充分的財物匹配，鼓勵基層與社會力量合理對接，為多元共治發揮實效奠基。

　　基層事日新又新，需要有著眼未來的尺度。此次抗疫提醒我們，真正的智慧治理，需要預謀在先，放眼長遠。一方面敢于擁抱新興理念與技術，及時更新專業素養；另一方面及時評估潛在風險與挑戰，未雨綢繆。惟有下好先手棋，才能真正遇事不亂，化危為機。

　　願基層治理經此非常一考，教訓銘刻心中，經驗推廣開來，變革盡速啟程，能力日漸提升。

　　十大軟肋：

　　一、應急機制：預案停在紙上，儲備缺東少西

　　二、專業力量：人到用時方恨少，基層幹部往前衝

　　三、素養培訓：平時不“燒香”，遇事走極端

　　四、社區服務：“空殼”多，“留白”大

　　五、治理手段：寧左勿右，簡單粗暴

　　六、社會組織：既不理想，又遇存疑

　　七、群眾動員：日常疏于聯繫，急務響應寥寥

　　八、統籌協同：部門利益多，顧全大局少

　　九、資訊溝通：發布常遲緩，時有不專業

　　十、智慧治理：天上的眼睛看不見，地上的眼睛看不真

　　一、應急機制：

　　預案停在紙上，儲備缺東少西

　　在疫情已經非常敏感的1月底，一名患者前往中部某市的一家大型醫院就診，CT顯示患者雙肺感染性病變，但醫院未對其作新冠肺炎疑似排除，一直被放在呼吸內科住院治療，治療近20天，密切接觸醫護人員、其他患者等共計約70人。直到2月上旬，該患者轉入附近一家知名醫院，才被確診患新冠肺炎。

　　2月10日，成都新百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術人員在準備病毒核酸提取試劑盒品質檢測所用試劑。新華社記者 劉坤 攝

　　多名基層幹部表示，連專業的醫院都出現這種失誤，説明在應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時，從專業機構到普通政府部門、再到社會公眾，應對意識、應對機制都存在一些問題。

　　“在日常工作中，地震、消防等演練還多少有些，疫情方面的演練基本上沒有。不管是黨員幹部演練還是群眾演練，組織方式和措施幾乎沒有。基層黨組織對疫情防控的專業知識幾乎為零。”北方某市組織部門一名幹部表示，基層防疫專業知識薄弱，應急反應遲緩。

　　一名基層幹部反映，鎮村即使有突發事件應急方案，操作性也普遍不強，而且很少演練，或者演練走過場。“我原來在鎮上工作，鎮村僅有防汛應急方案，一年演練一次，大都是拍照片做樣子。這次疫情發生後，縣鎮通知全體幹部立即上班，但未提前謀劃工作分工，大家一團亂，不知道該做什麼。”

　　專家指出，十幾年前制訂的《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宏觀指導有余，細節規范不足，預案的實操性和時效性沒有迭代升級，才導致本次疫情來襲時，“雖有預案、演練，效果卻不盡如人意”。

　　一位公共衛生研究專家告訴半月談記者，非典後，從國家到地方縣區都建立了傳染病疫情或者突發公共事件應急的預案，但存在省級抄中央、市抄省、縣抄市的問題，缺乏結合本地實際的細則，機動性、靈活性不夠，想用的時候沒什麼用。地方政府更多等待上級指示，過多依賴上級決策。

　　同時，此次疫情還暴露出應急物資儲備不足的問題。“各社區都沒有準備應急防護物資的意識。”安徽合肥市蜀山區筆架山街道黨工委委員高理龍告訴半月談記者，大年三十那天，防疫工作已經很重了，街道工作人員還沒有口罩，後來找朋友幫忙才買到一些。

　　2月7日，在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消毒供應中心，市民何雪玲（右）得知醫院自制口罩需要縫紉工，申請參與志願服務。新華社記者 李一博 攝

　　南方某省組織係統的一名幹部介紹，總體來看，省級層面的物資儲備情況要好一點，市州一級的物資儲備嚴重不足，縣以下更不用説了。比如，這次疫情發生後，口罩基本上買不到，各大醫院儲備都不多。

　　據了解，市州一級的物資儲備職能，機構改革後多數劃給了糧食局。不過從現實情況來看，糧食局基本還沒有履行這一職能。“儲備物資需要經費支撐，對于財政不好的地區，難度較大。而且一般的物資儲備，只注重糧食、帳篷、棉被等自然災害發生後所需的東西，醫療物資儲備基本是空白。”上述幹部説。

　　專家表示，面對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重大災難災害等，政府要能夠做到有序應對，知道重點做好哪些工作，物資如何調度，經費如何保障，輿情如何應對，群眾如何安置，這需要一整套應急體制機制。目前，我國這方面還不健全，已有的一些制度規定落實也不太好，需要盡快完善。

　　二、專業力量：

　　人到用時方恨少，基層幹部往前衝

　　突發事件中，對專業力量的渴求是急迫的。此次疫情爆發初期，武漢患者一窩蜂擠進大醫院，導致恐慌情緒蔓延，增加交叉感染風險，就是基層醫療力量和服務能力薄弱的後果。

　　黑龍江省一位縣城醫院的院長表示，過去十年，基層醫院硬體建設得到加強，但骨幹人員流失嚴重，業務能力下降，社區、村醫、鄉鎮衛生院的治療能力弱化。“我們這有的村都沒有村醫了，也不知道排查是誰在做。”黑龍江一名基層幹部説。

　　在四川西部一個偏遠農村地區，該鎮衛生院只有10多個醫護人員，但要負責鎮上幾萬人的疫情醫療需求，尤其是一些疑似病例，鎮上缺乏防護措施，也缺乏診療條件，必須要往上轉運。

　　一名基層幹部表示，患者轉到上級醫院後僅僅做一個排查，排查後不符合疑似病例，需要居家隔離，患者又得轉回來，不僅浪費了人力、物力、財力，還可能加大疫情傳播風險。

　　2月17日，上海市黃浦區五裏橋街道申傑物業公司工作人員李強（左）對已經封裝好的居家隔離居民生活垃圾噴灑消毒水。新華社記者 方喆 攝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基層醫療機構服務能力普遍不行，做不了相關檢查，也沒有能力判定就診的患者算不算疑似病例，只能向大醫院集中，分層分級處理難以實現。

　　同時，此次疫情也暴露了傳染病防治人才培養上的欠賬。半月談記者注意到，目前各級疾控中心在招聘預防醫學公共衛生專業人員時，由于報名人數太少，大多免去了筆試而直接面試。由此可見這一領域專業人員的匱乏，如今是“人到用時方恨少”。

　　有專家告訴半月談記者，按照傳染病防治法要求和規定，每個市都應當有專門的傳染病醫院，每個縣都應當有傳染病科。可是疫情過去後，傳染病院就陷入窘境，難以為繼。“這就造成整個傳染病專業隊伍建設和應急儲備陷入一個怪圈——有事情，政府重視，投資多，發展起來，應對能力提升；不發病，沒事情，受冷落，專業隊伍流失；再出事情，政府再重視，再增加投資……”

北京市某社區在居民樓內張貼的消毒通知（2月17日攝）。新華社記者 蘭紅光 攝

　　值得注意的是，應急體係的主力還是基層幹部，但基層不僅缺人手，更缺乏應急處理的專業能力。

　　不久前，西部地區一個鎮派出所的10余名民警全部被隔離，與此同時該鎮黨委書記、副鎮長等多名幹部也被隔離。原來，當地民警到府對村民開展防疫宣傳、教育、篩查時，因為防護措施不到位，民警也沒實施分餐，在一名村民被確診後，該鎮黨委書記、副鎮長、民警等都成了親密接觸者。

　　“鎮一級幹部抽調到縣級部門的人員太多了，鄉鎮面對突發事件人員調配難度大，許多幹部身兼數職，分身乏術；村一級支書、主任一肩挑後，職數減少，不少事情還需要駐村幹部幫忙。”有基層幹部説，基層應付日常工作都嫌人少，應急專業力量更別提了。

　　三、素養培訓：

　　平時不“燒香”，遇事走極端

　　“這次疫情像是一場風暴，風暴過去了才知道誰在‘裸泳’。”秦巴山區的一名縣委書記説，這次疫情暴露出基層幹部群眾防護意識、科學素養、衛生素養等較差，應對疫情這樣的公共突發事件缺乏主動性、自覺性、警惕性。

　　半月談記者採訪了解到，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部分群眾麻痹大意，覺得無所謂，不配合、不服從應急管制。“村裏雖然設置了卡點，但一些不聽勸阻的村民該出去還是出去。”西部地區一個村莊的疫情防控志願者陳東説，一些村民不僅不戴口罩，沒事還到處跑，有村民甚至説：“反正我們這裏又沒人得病怕啥子嘛，該死的還是得死……”

　　老年人等重點人群防護意識尤其松懈。四川內江市隆昌市界市鎮黨委書記程薪潔説：“現在農村老年人還是有不少出來不戴口罩的，他們覺得沒有什麼。”四川雅安天全縣一位老人更隱瞞自己途經武漢回天全的事實，造成100多名相關人員密切接觸。

　　不配合卡點檢測，硬闖的人也不少。湖北男子葉某駕車經過疫情監測點時，不僅拒絕檢測，而且多次辱罵防控工作人員；成都男子陳某經過疫情檢測點時，拒不配合身份登記，並與志願者發生衝突；北京男子支某某駕車進入小區時，衝撞疫情防控檢查站，造成2人受傷……類似的新聞不時可見。

　　二是科學素養不足，導致群眾防護方式不對或走極端。南方某省組織係統一名幹部説：“平時，對群眾防疫知識的普及不夠，相關宣傳和培訓很少。比如戴口罩，好多人都不會，有的分不清正反面，甚至還有人把鼻子露到外面。”

　　鐘南山院士等權威專家指出，在戶外人少的地方可以不戴口罩，但一些地方在疫情防控中無視科學防護建議，無限加大防控力度，力求“不留死角”，有人在空曠無人的小區跑步沒戴口罩被強制隔離，有小區業主下樓遛狗，防疫人員將狗打死……

　　三是遇事容易慌亂，盲從跟風現象頻發。今年1月底，“受疫情影響大米將緊缺”謠言在網上流傳，導致福建莆田部分鄉鎮、街道的居民前往超市、商鋪哄搶大米。一時間小范圍內出現市場恐慌，少數經營者哄抬民生物資價格。當地發改委和市場監管部門不得不反覆辟謠，才止住群眾哄搶物資行為。

　　從非典期間搶購藥品和糧食、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後搶鹽、2013年預防H7N9病毒搶板藍根，到這次搶蔬菜、搶速食麵、搶雙黃連……一遇突發事件，不少群眾就慌了神，不知道該幹啥。

　　“有的群眾一開始比較緊張，甚至過度緊張，但又缺乏耐力，過不了多久，僥倖心理就開始滋生。”北方某市組織部門一名幹部説，這兩種心態都容易出問題。總體來看，群眾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突發災難災害缺乏知識儲備，政府平時對群眾的災難教育和應急演練都需要加強。

　　四、社區服務：

　　“空殼”多，“留白”大

　　最近，家住北方某省份一城市社區的小王頻繁接到自稱是社區工作人員的電話，對方在電話裏極盡熱情，又是問最近身體怎麼樣，又是關心最近出沒出門，然後登記這資訊、登記那資訊。

　　對于社區突如其來的周到，小王卻很難買賬：“我入住這個社區已經6年了，從來沒有工作人員聯繫過我，更別説關心了。這次社區向鄰居打聽，才問到我的電話號碼，來電還要先問我的名字怎麼寫，身份證號碼是多少……這些最基本的居民情況，社區這麼多年來一點都不了解嗎？”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社區的任務十分吃重。許多小區實施封閉式管理後，居民尤其是老年人需要的醫療、送餐、購物等需求不能得到很好滿足，凸顯了社區服務能力的薄弱。實際上，不少社區工作者反映，排查測溫都缺人，更別説提供服務了。

　　廣西南寧市江南區江南街道五一中路社區位于老城區，是一個商貿場所、出租人口、回遷戶集中的社區，總人口超過16000人。轄區內29個小區中12個沒有物業管理，其中10個連門衛都沒有。

　　社區居委會主任覃明偉説，社區工作人員包括網格員25人，居民小區的4名退休黨員做志願者，還有街道辦事處下來的6人。“29個小區設置了29個檢查崗，有物業的就由物業公司負責，沒有物業的就由社區的人去守，人員嚴重不足。”

　　此外，有的易地扶貧搬遷形成的移民社區，社區服務“留白”之大，更讓人不安。

　　西部某縣一名幹部説，他們縣城和鎮上都有集中安置點，但這些新社區往往缺少必要的物業配套，小區管理者對搬遷戶自哪裏遷來並無了解，無法有效配合小區所在鎮村開展疫情防控。同時，這些新社區配套服務功能幾乎空白，買個菜都沒地方，必要的出入限制等防控措施也就很難落實。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服務能力強的小區，即使在武漢也能獨善其身。據媒體報道，武漢華大家園小區每天定點給居民送菜，集中給業主圈存煤氣卡，把米面油和菜送到住戶家門口，給小區住戶發預防中藥、口罩和消毒水。該小區共有1766名住戶，截至2月7日，無一例感染，無一例疑似，被網友稱為武漢洪山區最牛小區。

　　可惜這樣的小區並不太多。“社區服務遠遠沒有跟上經濟社會發展的腳步。”雲南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樊堅説，根據有關調查，居民最希望社區提供的服務項目前五項依次為：醫療保健服務、社區治安服務、便民利民服務、老年人服務和勞動就業服務。如果這些服務功能日常就齊備、健全，此次疫情的防控當是另一番景象。

　　五、治理手段：

　　寧左勿右，簡單粗暴

　　在疫情防控中，武漢等形勢嚴峻地區採取封城、封路等措施可以理解，但一些疫情比較平穩的地方“一刀切”式使出封字訣，封村、封路、封小區、封門……甚至在中央強調要求統籌做好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秩序恢復後，仍有不少地方一封了之，影響群眾生活、企業復工。

　　網上曾接連爆出各地強制封路限行造成一些人有家不能回、在路上流浪十幾天的極端案例。孫女士向半月談記者反映，她從一個地級市開私家車回老家農村，本人體溫正常，也無湖北接觸史，但由于道路封堵進不了，返程時高速口封閉下不去，被困在路上。

　　有的地方出臺“外地人沒房産不準回小區居住”等規定，導致一些租房客回不了城。一些租房客表示，本想盡快投入工作甚至參與防控物資生産，但一紙禁令讓他們回不了城。

　　“我們自己的車出不去，外地的車也進不來，每天摘1000斤左右的草莓急等著賣也沒有人來收。”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區大圩鎮一位草莓種植大戶説，自己種了20畝的鮮草莓，正月正值草莓上市銷售關鍵時期，如果出村回來要被隔離14天，外地車輛也得隔離14天，這一季大概率是要賠本了。

　　某農業大縣的蔬菜行業協會理事長説，蔬菜基地分布在不同鄉鎮，只要不是本村人，車子跟人都進不去。“工人雇不到，蔬菜運不出，菜爛在地裏，城裏的經銷商急得跳腳，菜農急得掉眼淚。”

　　目前，交通運輸部已出臺“一斷三不斷”原則（堅決阻斷病毒傳播渠道，保障公路交通網絡不斷、應急運輸“綠色通道”不斷、必要的群眾生産生活物資運輸通道不斷），各地物流問題得到緩解。但半月談記者採訪了解到，有的地方政策落實並不理想。

　　有企業負責人反映，內蒙古、河北等地部分牧場出現原輔料供應不足難題，奶牛日常生存難以為繼。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對飼料運輸等車輛雖然不攔，但需要通行證，而“通行證要村鄉縣三級審批”；二是各級政策執行標準不一致，有些鄉鎮對省裏通行證和保供證明不認可，只聽從當地指令；三是司機進出得執行14天隔離政策。

　　有基層群眾反映：“防疫安全是要保證，但不能簡單粗暴，我們各方面都沒問題，你還不讓我們進出，那叫懶政，那叫治理無能。”對此，不少基層幹部也感到委屈：“疫情防控，責任如山，我們如果有更好的辦法，何至于此？”

　　除了封字訣，各地防疫中還出現了一些粗暴野蠻的做法，如有人在自己家裏打麻將被防疫人員扇耳光，有人在空曠農田勞作未戴口罩遭防疫人員毆打，有人下樓遛狗結果狗被防疫人員打死……這些極端案例雖然沒有普遍性，但也是基層治理缺乏柔性手段、法治思維的體現。

　　專家認為，無論是日常管理還是應急管理，都要綜合施策，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此次疫情防控中簡單粗暴的方式層出不窮，暴露出基層治理辦法不多、資源不足的困境。

　　六、社會組織：

　　既不理想，又遇存疑

　　此次抗疫過程中，湖北紅會連續多日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當時，疫情如火，前線各種物資急缺，全國各地捐款捐物十分踴躍，作為在武漢接收發放救災物資的主要單位，湖北紅會卻接連爆出負面消息：口罩沒發給最需要防護的醫護人員、一些前線急需的物資躺在倉庫睡大覺……輿論一片嘩然。

　　面對鋪天蓋地的效率低下、組織混亂、顢頇無能等指責，武漢紅會的領導不無委屈地説：“武漢紅十字會只有10個人，湖北省紅十字會有20多個人，人手非常緊張。”這充分暴露了在組織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應對突發公共事件方面，人力不足、渠道匱乏的問題。

　　面對這一形勢，當時輿論呼吁，積極引導社會組織參與，不能簡單一刀切地指定官方機構壟斷捐贈物資的接收發放。可是，當地政府對社會組織並不信任，表示“對繞開紅會直接向有關單位捐贈的防護用品，凡涉嫌違法違規的行為我們將依法處理”。

　　這種態度在基層並不少見。部分地方政府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預防演練無暇顧及，或不知道怎麼做，又不信任在這方面有充足經驗的社會組織，造成必要的民眾教育無人管，重要的防疫設備不知怎麼用。

　　還有的地方，明知自己能夠調度的物資與運輸力量有限，保證轄區居民生活必需品供應都有困難，卻始終不放心外來援助力量，最後有條件的居民只能自行借助互聯網發起互助。

　　可以説，不願向社會力量借力，不會與社會力量合力，是當走訪基層治理中一個較為普遍的問題。據了解，湖北、武漢紅會也招募了大量志願者投入抗疫，但這些志願者多是臨時性的，熱情有一腔，專業能力卻不足，多數只能做一些輔助性的工作。顯然，這不是整合社會力量長效的、可靠的機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潘屹説，疫情爆發往往事屬意外，如果沒有在平時就形成的溝通機制，關鍵時刻想找到合適對口的社會力量不太容易。

　　同時，這次疫情大考，也反映出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水準不夠理想。專家指出，如果長期忽視社會工作者隊伍的有效培育，基層的許多工作，尤其是抗疫嚴峻形勢下顯得剛性十足的工作，開展起來就缺少必要的潤滑劑，群眾不容易理解和配合，黨委政府費了很大的勁，最後結果可能並不如意。

　　安徽界首市市長何逢陽認為，非常時期，尤其要加速推進治理思維由傳統的層級式行政管理向現代的開放協作式治理模式轉變。而真正的協作與共治，需要一定程度的分權，社會組織能夠在參與各級政府決策方面發揮一定作用，轉變才有希望。

　　七、群眾動員：

　　日常疏于聯繫，急務響應寥寥

　　聯防聯控、群防群治，既是我國制度優勢的具體體現，也是我們防控疫情的關鍵舉措。

　　半月談記者在調研中發現，在不少城市，社區組織行政化嚴重，社區幹部事多人少，且忙于應對上級派下來的各項任務，平日與社區居民不熟悉，疫情發生後，社區幹部缺少動員力和組織力，形成“黨員幹部往前衝，群眾拎著板凳看”的尷尬局面。

　　半月談記者在中部的一個大型社區採訪時，了解到這個社區管轄范圍包括多個住宅小區，為了強化疫情管控，上級要求社區幹部下沉一線，但下沉後就有了新的問題：部分社區幹部由于和群眾不熟悉，在開展排查工作時，連住戶的門都敲不開；有社區幹部希望徵集志願者參與門崗的體溫檢測、物資搬運等工作，但業主很少有人響應……

　　疫情發生後，大多社區幹部從大年初三就結束休假，日夜輪流在小區門口值班。有基層幹部説：“疫情需要群防群控，而不應該黨員幹部幹，群眾揣手看。”

　　在鄉村，類似的問題同樣存在。“現在基層網格的網眼過粗，過大，難以精確抓到疫情中的‘小魚’，有點撞運氣的感覺，這非常令人擔心。”西部地區一個街道的黨工委書記説，連日來他精神高度緊張，生怕轄區內出現一個擴散性傳染病例，受到上級追責。

　　“好幾個村合並成一個行政村，好幾個村民小組合並成一個村民小組，一個村民小組長過去管100個人，現在管七八百人，人都不熟悉，你説這個小組怎麼開展工作？”該街道黨工委書記説，趕上現在又是春節，村民的流動性很大，這給防疫帶來更大挑戰。

　　面對這種狀況，多位受訪群眾表示，社區幹部要多和群眾接觸，不然和群眾肯定會有距離。半月談記者了解到，一些平日裏志願服務活動、業主委員會工作開展比較好的地方，情況大不一樣。中國好人、武漢好人圈協會會長侯立新介紹，有的小區，志願者報名踴躍，成為強化防控工作的重要支撐力量。

　　城鄉社區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單元，當前不少社區工作人員專職化，拿固定工資，上班坐辦公室。一些專家認為，這種變化有它的合理性，但也有明顯弊端。一是為減少開支，社區工作人員數量可能被壓縮；二是既然從政府拿工資，社區組織的行政化問題也可能加劇。

　　現實中我們看到，出于社會管理的需要，“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不少社區本來人數就少，可上級安排的事務接連不斷，大量事務積壓到社區，導致社區調查報表多、臺賬資料多、會議活動多、證明蓋章多、檢查考核多，幾乎無暇履行服務群眾的職責。其不良後果在此次抗疫中充分暴露。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説，現在不少基層社區留痕能力是越來越強了，但真正遇到問題時，深入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的能力越來越弱了。

　　八、統籌協同：

　　部門利益多，顧全大局少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各地各級都成立了疫情防控領導小組，但不少領導小組難以對防疫工作進行有效統籌，基層工作人員因此疲于奔命，充分暴露了基層部門打架、地區各自為政等問題。

　　西部省份一位宣傳部門負責人告訴半月談記者，他們縣成立了疫情指揮部，並下設不同組，但組與組之間缺乏溝通，實際上仍然各自為政。“就拿防疫與檢測工作來講，指揮部統一安排後，其他部門依然安排本部門、本行業的防疫及檢測。基層人手本就不夠，各部門再各吹各的號，就更亂了。”

　　“同樣一個數據，由于發文件收集數據的部門不同，收集數據的人就不同，結果也不一樣，數據打架現象嚴重。”三峽庫區一名政法幹部説，一次縣裏在收集疫情相關數據時就出現這個問題，不得不重新安排收集，一天之內先後讓基層報了4次數據，基層的不滿可想而知。

　　部門打架也給普通群眾帶來困擾。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研究生周新成和他的同學作為武漢返鄉人員，在春節期間頻繁被各方核實資訊，有天早上3個不同的部門到府量體溫。

　　此外，一些企業負責人告訴半月談記者，對復工的企業，疫情防控指揮部已有了統一復工生産的要求，比如量體溫、戴口罩、勤消毒等，但不同行業部門和不同地區有的也下發了復工生産要求，與指揮部的要求不盡相同，這種做法既增加了基層幹部負擔，也讓企業無所適從。

　　2月10日，廣東格蘭仕集團有限公司順德總部車間生産線上的員工測體溫。新華社記者 黃國保 攝

　　廈門市多家中小企業人力資源部門負責人反映，近期，廈門市的文件通知顯示省內其他地區來廈務工人員，只要有在當地的居家隔離和相關健康證明，來廈門後可以不用再重復隔離。但是一些區和街道自行加碼，最後變成只要是外來人員都要進行隔離，導致企業開工率嚴重不足，想開工也有心無力。

　　北方某地級市組織部門一名幹部認為，導致部門打架、地區打架的原因，主要是本位主義作怪，考慮自己的多，顧全大局的少。中央農辦專家委員、湖南省委“三農”工作專家組組長陳文勝説，成績面前，各個部門、各個地方都想刷存在感；一出問題，大家都想把責任撇幹凈，打的都是自己的“小九九”。

　　就拿表格報送來説，中部某省的多名基層幹部反映，衛健、應急、婦聯、教育、組織、民政、農業農村以及縣委辦、縣政府辦等，都會各自制作一份或幾份表格，填寫資訊基本也是一回事，但為了突出本部門的特色，又要單列幾項，制作成另一張表格。“都是上級部門，哪個都得罪不起。”

　　廣西區委黨校教授淩經球説，這些問題平時就有，抗疫時更是集中爆發。既然是防疫戰，就應該政出一門。就好比打仗的時候只有司令員才能發布命令，如果參謀部、政治部、後勤部都可以發布命令，仗怎麼能打好？

　　九、資訊溝通：

　　發布常遲緩，時有不專業

　　在突發疫情面前，公眾對新型病毒的認知、對防護措施的了解有限。未知帶來恐懼，恐懼滋生謠言，資訊公開是謠言最好的消毒劑，可以減少公眾猜忌，提升公眾的安全感。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地方及相關部門資訊發布遲緩，渠道不暢，導致謠言滿天、恐慌蔓延，暴露了基層在資訊管理和輿情應對上能力不足、辦法不多的問題。

　　西部某市確診了兩例病例，當天內部的紅頭文件就在當地傳遍，患者的身份證號、家庭住址等人盡皆知。第二天，官方正式通報這兩例確診病例時，竟寫錯了患者的家庭所在地，最終靠網友及時反饋，才得以更正。對此，一些人嗤之以鼻：又慢又不準確，還不如微信群靠譜。

　　無獨有偶，某地疾控中心的一份題為“患者在就診過程中逃走”的內部資訊，經截圖後在當地瘋狂轉發。市民們在微信群裏捕風捉影地描述著這名患者先到了哪、又到了哪。大家一邊表達擔憂，一邊又私下裏對疾控中心的管控不善表達憤怒：蠢到家了。

　　不少基層幹部總結認為，當走訪基層政府在資訊發布和輿情應對方面的機制和能力存在三方面問題。

　　一是發布資訊不主動、不詳細，沒有成為規定動作。疫情初期，官方發布的資訊不多，沒有主動佔領輿論陣地，群眾想知道，但沒有正規的渠道，只有上網尋找雜亂的東西，導致謠言四起。另外，資訊發布常常只有國家的、省裏的，群眾關注的身邊的情況，本縣、本鄉的情況卻沒有。

　　二是資訊發布不及時、渠道混亂。比如一個地方有了確診病例，一些群眾早就知道了，但正式資訊往往發布比較遲，有時與別的渠道獲得的資訊還不一致，一些人就認為資訊有問題，久而久之，官方資訊就失去了公信力。

　　三是資訊發布內容單一。抗疫是一項復雜的社會工程，群眾對資訊的需求多元，比如，交通狀況、生活物資、防護用品供應情況等都希望了解。對此，一些地方不關注、不回應，只簡單發布病例情況，暴露出與群眾溝通對話能力嚴重不足的問題。

　　除了機制與能力，基層反映資訊工作中唯上不唯實、報喜不報憂的現象也不少見。許多人對疫情初期武漢不重視一線專業人士意見、未及時發布資訊尤其不滿。“不怕百姓不滿意，就怕領導不高興。”一名基層幹部説，現在講真話環境不好，自己不怕受傷，傷著領導怎麼辦？

　　在輿情應對方面，有的地方遇到問題，首先想到的不是應急處置，而是請示領導。一名基層幹部説，現在的媒體尤其是自媒體，報道速度非常快，而層層上報要經過很多級領導審批，特別浪費時間。同時，具體工作人員沒有權力應對，且不敢去應對，因為弄好了是應該的，弄不好就得承擔很大的責任。

　　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歐陽康等專家表示，要正視存在的問題，及時修補短板，以公開、透明、專業的方式回應關切。基層資訊公開和輿情應對的意識和能力尤其薄弱，需要在平時就建立機制、真刀真槍地鍛煉隊伍，全面提高治理水準。

　　十、智慧治理：

　　天上的眼睛看不見，地上的眼睛看不真

　　疫情如火，不能等，等不起。這時候，應該更多地應用信息技術，發揮其快速高效智能等優勢，然而不少地方布置工作仍然習慣開會發文，督查調研仍需大量留痕資料，強化防控仍是單純依靠人海戰術，暴露了基層智慧治理能力的欠缺。

　　受訪基層幹部表示，在基層抗疫中，鄉鎮和部門黨政一把手是“前線指揮”，應該時刻在前線進行調度和決斷，而不是在會場。中部某市衛健委一位負責人反映，最近日夜奮戰，有時要忙到夜裏兩三點鐘，工作內容包括長時間開會、寫材料、組織業務調度等。“自己就要倒掉了，希望能在會議上減減負。”

　　在中部地區一個疫情重點市轄區，半月談記者看到，指揮部的會議桌擺了18本厚厚的紅皮紙質材料，均為該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落實臺賬，包括大型活動管控、醫療救治、輿情引導、重點區域管理、流調報告等十多方面資料。該區相關負責人表示，這些材料是給各級領導督查檢查作參考用的。

　　中部地區一名縣委書記説，基層慣性太嚴重，利用新技術意識不強、能力不足，還習慣于開會布置工作。有基層幹部反映，抗疫中人海戰術雖然有效，但耽誤時效，大數據數字化治理尤為迫切。類似疑似患者排查，可通過大數據等技術進行行蹤軌跡比對。

　　半月談記者在中東部省份調研發現，許多地方明明視頻會議係統已經建成，在此非常時期仍要求基層有大事必須進辦公室開會；大數據已經有了相當的積累，卻“秘而不宣”“藏而不露”，仍要求基層手工填表留痕。

　　同時，部分基層工作人員的能力也與智慧治理不相適應。“農村地區小組長年紀普遍在六七十歲，不能熟練運用電腦、智能手機等智能化設備，給工作帶來很大問題。”西部某市一街道的黨工委書記説，現在各地廣泛推行電子政務，可以直接通過手機、電腦終端登錄政務平臺上報資訊，但由于基層網格員不會使用這些終端，只能回歸傳統上報方式，讓抗疫工作的關鍵環節效率始終無法有效提高。

　　該黨工委書記説，現今基層治理的理想模式應該是，“天上有衛星在轉，地上有眼睛在看”，但實際情況是，天上的眼睛看不見，地上的眼睛看不真，在抗疫這般人命關天不容有失的時刻，委實讓人捏一把汗。

　　曾幾何時，智慧城市成為各地政府競相追逐的建設目標。不過抗疫中暴露的問題説明，這一目標要落實為基層治理的提質增效，還有一段長路要走。安徽界首市市長何逢陽説，信息化成果不是為了平時寫進報告總結裏讓數據好看，關鍵時刻更要能用在刀刃上。讓數據多跑一點，群眾和疫情的距離可能就遠一點。

　　內蒙古社科院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長張敏認為，數據科學帶來的技術革命已經表明大數據的挖掘潛力超乎常人想像，基層治理現代化當善借這股東風，真正把數據的力量與人的感受聯繫起來，把數據網絡的建設與人群的實際需求結合起來，把數據分析的水準與人群的可能風險銜接起來。

　　議題策劃：葉俊東

　　統籌執行：高遠至

　　採訪調研：周楠、楊玉華、韓振、梁建強、邵琨、張斌、席敏、董小紅、吳慧珺、黃浩銘、陳一帆、王建、秦宏、張浩然、王靖、安路蒙、黃慶剛

　　編輯組稿：原碧霞 范鐘秀 徐希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