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１１月１３日電（記者王秀瓊 劉劼 周而捷）對好奇未來十年中國經濟走向的人來説，十八大釋放出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強烈信號不容忽視。
十八大召開之時，體量居世界第二的中國經濟已連續七個季度增速放緩。但中國執政黨在此次大會上顯示出對經濟減速更大的容忍度，以及對經濟發展中深層次問題的清醒認識和力克經濟體制改革難關的堅定決心。
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將“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列為對未來經濟建設五項具體要求中的第一項進行闡述，並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
與十七大報告相比，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在十八大報告中上升到更為顯著的位置。十七大報告中，“深化財稅、金融等體制改革，完善宏觀調控體係”是中共中央就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提出的八項具體要求中的第七項。
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記者約翰·薩德沃斯在節目中評論十八大報告時特別談到其中提到的經濟體制改革。他説，中共領導層已認識到兩位數經濟增速的時代一去不返，以往經濟增長模式不可持續，“所有人都在討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讓增長更多基于國內消費。”
蘇格蘭皇家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高路易認為，中共不太可能刻意在十八大後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原因之一是他們對經濟較慢增長的態度比以前更寬容。
“新一屆領導層有可能會在經濟再平衡、結構調整和全面城鎮化等領域設計更有雄心、更為綜合的改革路徑。”他説。
在當前國際國內環境下，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對中國來説尤為緊迫。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劉培林説，國際經濟環境已發生重要變化，金融危機後發達國家進行了結構性改革，新的技術革命正在孕育。與此同時，全人類正面臨氣候變化、全球經濟格局調整、全球化等挑戰，所有這些因素都要求中國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從國內看，據中國官方統計，中國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ＧＤＰ）已從２００２年的１１３５美元升至２０１１年的５４３２美元。這意味著中國已進入世界銀行所説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如果不能有效解決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找到新的增長動力，經濟就會陷入長期停滯。
高路易説，對處在和中國一樣發展階段的國家來説，“中等收入陷阱”值得警惕，唯有深化改革才能避免。
作為轉型期國家的執政黨，中共過去３０多年來一直高扛改革大旗。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不斷重新審視和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十六大以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繼續朝市場化方向邁出大步。四大國有銀行改制上市、資源型産品價格改革、匯率制度改革都取得明顯成效，利率市場化也于今年“破冰。”與此同時，政府在擴大免費教育覆蓋面、加強城鄉醫療和養老保險等公共服務領域的進展引人注目。
十八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高路易説，更清晰地劃分政府和市場的角色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尤為重要的部分，也是最應盡早推進的改革之一，因為在這上面花費的時間越長，改革的難度就越高。
在他看來，中國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大關鍵是要提高生産率，推進創新和産業升級，另一大關鍵是要防止既得利益集團對政府和政策施加不正當的影響。
上述兩者都要求讓市場而非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作用——這一點對減少利益結構對深化改革的潛在阻力而言意義尤為重要。
劉培林認為，在推動創新的問題上，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效果也不如由市場支配下的大量分散主體配置資源來得好，“創新是對未知世界的試錯，參與試錯的主體越多，則試錯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十八大代表、雅安市委書記徐孟加認為，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關鍵是發揮市場的作用。政府要做的是要修正市場機制的不足，而不是過多幹預。
“過去計劃經濟時代是靠權力來分配資源，這樣很容易滋生腐敗。而現在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在雅安，幾乎所有的資源比如土地、礦産、水電都已經實現了拍賣和招標，能由市場決定的都由市場決定。”他説。
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十八大代表、三亞市委書記姜斯憲説：“這次十八大報告再次突出強調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我是很讚成的。”
他認為，近年來中國利用自己的制度優勢和政府調控解決了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可能難以解決的某些問題，但也應注意過度調控可能留下一些隱患。
劉培林説，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並非中國獨有的問題，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就與發達國家未能很好處理這兩者的關係、過于放松金融管制有很大關聯。但中國發展階段較低，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側重點與發達國家有所不同。
“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不是簡單的政府職能削弱、強化市場功能，而是兩者職能的重新界定，市場要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在基本公共服務、市場監管和社會性監管方面做到位。”他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