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員聚焦如何用好未來兩三年這一改革攻堅的“時間窗口”

改革正與時間賽跑

　　今年研究生畢業的李夢雨，在本報記者的微博這樣留言：“一直想留在北京工作，大學4年、研究生3年，已然習慣了這個城市。自小刻苦學習就想有朝一日從縣城走進大都市，但我父母都是農民，沒什麼‘資源’，我幾次面試都卡在了最後一關。難道説，這份夢想終究只是夢而已？就業的機會，真的公平嗎？”

　　3月4日，記者將這條微博轉述給了全國人大代表、民進中央常委、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

　　“改革的一項重要目標，就是‘營造公平’。”蔡繼明代表説，這種公平，意味着企業可以遵循市場經濟公平競爭、提升效率、促進經濟發展；個人可以獲得平等的發展機會、工資待遇、社會保障等。

　　今天，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説，過去五年，我國不失時機地推進改革，在一些重要領域取得了重大進展。

　　“改革已到了一個不進則退、時不我待的時間點。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成為全黨和全社會的共識。”“兩會時段”甫一開始，代表委員即聚焦於改革。

　　“未來兩三年是深化改革的最佳時機，只有緊緊抓住、用好這一改革攻堅的‘時間窗口’，才能掌握改革和發展的主動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説。

　　此前，他在《改革紅利——十八大後的轉型與改革》一書中稱，勞動力供給數量增加所帶來的人口紅利在減少，但是隨着教育的發展，還會産生人力資源增加所帶來的紅利。消費升級帶來新紅利産生，是一個國家轉型升級的必經過程，但更有賴於制度創新。

　　“舊的人口紅利優勢減少，資源耗竭，都在逼着我們加速改革。無論是政企分開的改革，還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繼續深化改革，抑或是財稅體制的改革，都需要加快推進，再不改革我們就老了。”蔡繼明代表説。

　　在全國人大代表、信陽文新茶葉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文新看來，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舊有優勢正漸行漸遠，而新的優勢尚未形成，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逐漸顯現。“由於這些矛盾和問題大多源於體制機制，因而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唯有深化改革。”

　　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每年都在談關於改革的觀點。今年，他強調：“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進行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改革，當下依然要遵循市場規律進行經濟結構改革。”

　　但民眾所關注的改革，遠不只是經濟結構的改革。

　　推進改革，涉及政府與市場、各部門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格局調整。政府自身改革首當其衝：行政壟斷、産權變革、財稅體制、資源要素價格控制，無一不是難啃的“硬骨頭”。“行政體制改革是推動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的必然要求。”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馬慶鈺等專家&&，經過改革開放以來六次機構改革，我國政府已由適應計劃經濟逐步轉向大體適應市場經濟環境。然而，相對於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權力運行環境而言，政府機構改革依然任重道遠。

　　推進改革，涉及城鄉之間的利益調整。推進城鎮化，需要面對戶籍改革等難題。有代表認為，“現在社會期盼改革，城鎮化改革是涉及改革最多的領域，是改革再出發的新起點”。

　　推進改革，更涉及地區間、行業間、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利益調整。國務院日前批轉的《關於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若干意見》，引起了代表委員的高度關注。

　　一年前的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勞模、青島港工人許振超對本報記者表達過困惑：“如果我從企業退休，退休金要比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的朋友少很多，這是不是一種因身份、階層不同而造成的不公平？”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此前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我國的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着普通居民和一線勞動者收入低、收入差距大、收入分配失范等“痼疾”。許振超説，“普通居民收入低會抑制消費，不利於社會經濟轉型；養老金的雙軌制讓很多孩子不願當技術工人。”

　　“以形成6億中等收入群體為重要目標，破題收入分配改革將促進消費升級。” 遲福林強調説, “改革正與危機賽跑，這不是危言聳聽。只有通過改革攻堅化解深層次矛盾、創造新的制度紅利,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夢’。”（記者 於宛尼 余嘉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