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香港5月8日電 題：當青年被綁上暴力戰車——香港修例風波回望之二
新華社記者
回看2019年嚴重衝擊香港社會的修例風波，一組數字最令人痛惜：截至今年3月初，在參與暴亂被拘捕的7700多人中，學生佔了四成，當中逾半是大學生；18歲以下涉嫌刑事毀壞的被捕人士去年6至7月佔整體5%，至今年1月已逾50%。
爛漫花季，驟然被卷入腥風血雨；青春熱血，在街頭狂飆中迷失了自我……
這些年輕人，是如何被綁架在失控的戰車上衝向懸崖？虛幻的激情之後，有誰為他們被蹉跎的年華負責？在人生最需要正確引導的階段，他們遭遇了什麼？
扭曲的教育
2019年10月13日，黑衣暴徒在香港多處肆意破壞。警察阿力（化名）與同事奉命到地鐵觀塘站處理一宗刑事毀壞案件。人群中突然伸出一把利刃，直刺阿力頸部。
持刀傷人者，竟是一名只有18歲的中六學生。
一個多月後，病床上的阿力痛惜地對記者説：“這幾個月，有些大學生、中學生用很暴力的手段襲擊警察、市民，破壞商鋪。我覺得香港的教育出了問題。”
在修例風波中，青少年是最為狂熱的一群。他們肆意縱火破壞、打砸店鋪、毀壞公共設施、投擲汽油彈、攻擊警察及市民。
但荒謬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被警方依法處置後，有學校不但沒有批評他們的違法暴力行為，反而發聲明指責“警察違規及越權的暴力”，呼吁社會各界“接納”施暴學生。
香港教師中不乏煽暴、縱暴者。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介紹，香港中小學校有6萬多名教師，其中不乏一些思想比較激進的教師，他們人數雖少但能量較大。他們利用講臺進行政治宣傳，蠱惑部分心智尚未成熟的年輕人甚至未成年人走上街頭。其中最暴戾的成員更被培養成不辨是非、蔑視法紀的“勇武”之徒。
據香港特區政府教育部門統計，自去年6月至今年1月底，共接獲171宗有關教師有可能涉及專業失當的投訴，大部分涉及發表仇恨、詛咒等不當言論。一名中學助理校長竟詛咒“黑警死全家”“警察子女活不過七歲”。香港輿論稱，這是“教育界之恥”。
作為香港最大的單一行業工會及參與會員最多的組織，香港“教協”長期被反對派勢力所把持。該組織頭目葉建源曾經表態支援中學生在校園內宣揚“港獨”，將其美化為“有主見、有個人見解及關心時事”。
“如果説香港的教育‘病’了，那麼首先就是教育者出了問題。”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原副院長顧敏康撰文説。
教育者之外，教學內容也問題重重。“香港缺失正面引導的國民教育，卻充斥著反對派負面宣泄、充滿仇恨的‘教育’。”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説。
通識教育在回歸後成為香港高考必考科目，卻變為香港無良教師錯誤引導青年學生的平臺。
隨手翻閱一些通識教育教材，赫然見到的是攻擊“一國兩制”、美化非法“佔中”、激化香港與內地矛盾、對內地進行醜化污名化……有些教師自主編寫的通識科教材，已經成為事實上的政治文宣品，被用來煽動學生參與激進違法行動。
中國歷史教育的不足和扭曲同樣影響深遠。2000年起，中國歷史科曾長時間不再是香港學校的必修科，許多香港青年是在模糊了歷史根脈、淡忘了歷史興替的課程框架裏長大。
“一些在港英時代成長起來的教師，本身沒有經歷過愛國教育和中國歷史教育，對歷史和國情了解膚淺，甚至充滿負面認知和偏見。他們對歷史的闡述、對學生的引導，助長了年輕人對現狀的不滿。”香港培僑中學教師穆家駿説。
香港時政評論員屈穎妍指出，有香港初中教材，“南京大屠殺這段‘國仇’只有75個字，大躍進、‘文革’那段‘家恨’卻用了18頁。于是大家就會明白，為什麼香港年輕人舉著英、美國旗都不臉紅”。
煽暴的網絡
2019年六七月間，香港部分反修例示威者與執法警員發生衝突，隨後部分警員的個人及親屬資訊在網絡上被公開，包括警員及其家人的姓名、身份證號碼和家庭住址等。
有警務人員説，自己及家人收到大量滋擾、恐嚇來電及短信。據統計，短時間內移送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個案即達150宗。
在修例風波中，香港一些網絡論壇和社交媒體淪為滋生暴徒的溫床、教唆暴行的課堂，成為最大的亂港禍源。面對伴隨互聯網長大並對其依賴極深的香港青少年，只要通過種種手段抓住網絡話語權，不斷單向迎合他們的趣味喜好，激發他們的偏激與仇恨，就能誘捕他們的心靈，煽惑他們橫行街頭。
香港青年協會一項調查發現，近九成香港青年擁有智能手機，並平均每日使用3.5小時。以Facebook（臉書）為代表的社交媒體成為香港青年最常使用平臺，接近一半香港青年以此作為獲取公共事務資訊的最主要來源。
在香港推特、臉書、優兔等社交平臺上，謠言無成本，謊話滿天飛。“警察性侵被捕女子”“警察臥底扔燃燒彈”“8·31港鐵太子站死人”……網絡謠言將部分不明就裏的年輕人推進莫名的“復仇”情緒中，失去了理性思考和獨立判斷。即使警方及相關部門拿出證據，證明網絡傳言純屬子虛烏有，煽暴分子仍在網上繼續傳謠，還線上下裝神弄鬼，搞“祭奠”活動。
惡意的移花接木、張冠李戴，是煽動暴力、激發仇恨和恐懼的最常用手段。8月間，一些被惡意修改的圖片和視頻在網上流傳。一張圖片顯示，一家人在沙田新城市廣場被防暴警察追打。而警方在記者會上播放的視頻卻清楚顯示，警察是在護送他們到安全地方。那家人後來公開感謝警方對他們的保護。
在警方播放的示威現場視頻中，一名年輕人突然跳橋，多名警察及時拉住他，避免了一場悲劇。但是，這一事件在網上卻被描述為“警察把年輕人推下橋”。
暴力教唆在網絡上不以為怪，甚至激變出帶有恐怖主義性質的暴恐教學。以“連登”網上討論區和“電報”為代表的社交媒體，已成為“黑色恐怖”的策源地和指揮所、暴行教唆大本營。
登錄這兩個網絡平臺，煽暴帖文撲面而來。想要自制攻擊性武器並正確使用嗎？這裏有圖文或視頻教程，“手把手”教你如何制作並使用燃燒彈、煙霧彈、簡易炸彈、腐蝕性液體彈。此外還有“打狗棍”、弓箭、改裝彈弓……黑衣暴徒襲擊警察、圍攻機構時的“十八般兵器”，在這裏都能找到“教戰手冊”。
“香港網絡輿論環境特別惡劣。”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陳志豪感受頗深。“反對派在流行網絡上如魚得水，各種造謠誣蔑的東西都暢通無阻。”
黑手、“明星”與“炮灰”
2014年10月，一個未滿20歲的香港青年，登上美國《時代》雜志封面，配發文章“抗爭的面孔”。從那時起，“港獨”分子黃之鋒的人生如同進入“高光時刻”，被打造成了“政治明星” 。
在始于2019年6月的修例風波中，與黃之鋒一道成為反中亂港“急先鋒”的“明星級”人物，還有岑子傑、劉颕匡、陳浩天、區諾軒……在媒體的鏡頭和麥克風前，他們聲嘶力竭地鼓動煽惑，血脈僨張地打砸衝撞。對于一些未諳世事的香港年輕人甚至未成年人而言，追隨他們如同追星一般刺激。
而隱在這些暴力“急先鋒”身後的，是另外一串罪惡的名字：被稱作“叛國亂港四人幫”的黎智英、李柱銘、陳方安生、何俊仁，以及其他反對派陣營的頭面人物。
這些幕後操縱者勾連外部勢力，極力將黃之鋒之流樹為標桿，通過他們向香港青少年灌輸“違法達義”“公民抗命”等概念。他們炒作一些社會現象、社會矛盾，引發年輕人的不滿，誘導他們瘋狂“攬炒”，誤導他們自以為是從事一項“崇高”事業，是以另類方式“救香港”。
他們千方百計粉飾甚至美化暴力，鼓吹“有理”就可以胡作非為，而無需負上法律後果，一步步誘導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形成“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行事邏輯。經過反中亂港勢力“洗腦”的部分青年，在一次次暴力事件中蛻變成自私狹隘、自我封閉、仇視社會的黑衣暴徒。
去年11月，包括一些學生在內的黑衣暴徒佔領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他們佔據橋梁向交通要道投擲物品，朝警方投擲汽油彈，手持弓箭與警方對峙，把校園當作“戰場”，香港中文大學甚至被社會稱為“暴大”。但該校學生會會長竟然叫囂：“我覺得這個（稱呼）是對中大學生的肯定，我都以‘暴大’為榮。”
“很多年輕人還不知道什麼是守法，便先學了違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梁美芬直言，以所謂“違法達義”將犯法方式“浪漫化”“英雄化”，誘導了許多少不更事的年輕人。
為將香港青年牢牢綁架在失速的戰車上，反中亂港勢力極力為違法開脫、為犯罪張目。他們誘騙年輕人“留案底令人生變得更精彩”，唆使他們漠視法紀，衝擊警方。
1990年出生的香港社工黃晞華一直以冷峻的目光關注整個修例風波，他指出：“香港一直以法治備受讚譽，生于斯、長于斯的香港青年不會不明白法治對香港的重要性，但在‘正義無錯’論背書下，他們知法犯法。”
2019年10月1日，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舉國歡慶的日子。就在這一天，在香港荃灣，大批暴徒大肆襲擊警務人員。現場視頻顯示，一名戴藍色手套、手持盾牌的暴徒，揮舞手中鐵棒瘋狂擊打警務人員，警員被迫開槍擊傷了他。這名中槍者只有18歲。
任何稍具常識和理性的人都知道，暴力衝擊政府會受到嚴厲懲罰，襲擊警察更是重罪。反中亂港勢力卻教唆年輕人當“義士”“烈士”，去衝擊政府、襲擊警察、堵路縱火，千方百計制造流血事件。這名18歲的中學生就這樣糊裏糊塗地成為了“炮灰”。
“其實，現在的香港，哪裏有什麼‘違法達義’？對于那些被外部勢力包裝、豢養的政治人物而言，這個詞的真正意思其實是‘違法達利’。”一位政治評論員如是説。
幕後操縱者和“政治明星”們有無良律師保駕護航，幫助他們千方百計規避法律禁區，更有境外勢力各種政治利益和金錢的饋贈。而那些涉世未深的青年，得到的卻是鐵窗、眼淚，前途盡毀，心理上的摧殘也許要陪伴很多人的一生。
特區政府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指出，在反修例示威衝突中，一些暴力事件本質上已具有“本土恐怖主義”的行為元素。但是，社會部分人不但不譴責，反而將暴力行為“英雄化”“浪漫化”，推他人犯案而自己坐享政治紅利。
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前行政長官梁振英一針見血地指出，年輕人受“大臺”（組織、操縱者）誤導，被捕才知道成為“炮灰”，而“違法達義”從來只是政治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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