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左翼“共命運”的日本右翼
實際上,日本右翼勢力的發展壯大,一半是左翼的“功勞”。
上世紀60年代起,日本爆發了大規模的左翼學生運動。當時負責鎮壓的日本警察廳警力不足,“反共拔刀隊”于是走上街頭,訴諸暴力的右翼團體因此誕生。
為和左翼對抗,民族主義的右翼人士開始走向規模化、組織化。在右派學生成立的組織中,“日本學生會議”、“全國學生自治體聯絡協議會”和“日本學生同盟”都在日本影響較大。
如今仍活躍著的“新右翼”領袖鈴木邦男,當時是早稻田大學學生。他擔任了“全國學生自治體聯絡協議會”首任委員長。後來,他自我懺悔道:“那個時代的我,只是個凡事訴諸暴力的學生。”
這些右翼組織的旗號是民族主義,在今天看來可能難以置信,他們的主張也包含了反美立場。
當時的日本左翼力量非常強大——共産主義革命者同盟、共産主義者同盟、日本社會主義青年同盟、共産主義勞動者黨派、親中國派係等,當時都是日本《治安警察法》、《治安維持法》的彈壓對象。它們之外,又生出無數的小黨派。
上世紀70年代後期,日本的市民活動逐漸轉向以環保、資訊公開透明、消費者維權為目的,很多人提出,“左、右翼”的簡單站隊應當“謝幕”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偏右的保守政黨實際佔據了執政黨地位,左翼逐漸式微。
冷戰結束時,日本右翼勢力曾狂歡慶祝。鈴木邦男卻發出了警告:“右翼該恐懼的,正是天敵——左翼的倒下。”這樣“不合群”的聲音,使他被罵“披著右翼皮的左翼”、“實際是左翼組織的代理人”。
據1990年出版的《知識大觀》調查,當時的日本右翼團體雖只有50個,人數卻有2.2萬人。到1999年,日本警察廳調查稱,右翼團體約有900個,成員卻只有1萬人左右,其中還包括一人參加多個團體的重復計算。
“現在的時代,不該分左右”
“不該分左右。”這句話是鈴木邦男的口頭禪。“我這樣説,一定沒有朋友。”雖然他如此感嘆,但其實也算在“左右逢源”。
讓極右分子目瞪口呆的是,鈴木邦男和“新左翼”領袖竹中勞、東日本鐵路公司最大的工會會長松崎明、牧田吉明等人,都交上了朋友。“即使是敵對陣營,我也要從他們身上學習,摸索和他們一起戰鬥下去的方法。”
無獨有偶,1991年過世的竹中勞,也和1993年過世的“新右翼”代表人物野村秋介有著“奇妙的友誼”。
漸漸地,鈴木邦男的觀點,竟也不時地出現在左翼報紙上。比如他雖也主張修改日本“和平憲法”、擴大日本自衛隊許可權,但他毫不留情地批判安倍晉三等自民黨大佬:“雖然現在的憲法是被戰勝國強加的,但它給了人民自由,遠遠超過沒有自由的自定憲法。”
有時,他也出席左翼的集會和遊行。每當此時,主持人就會因“勢單力孤”的他而專門加一句話:“今天,感謝這麼多的左右翼人士來到現場。”
左翼團體在東京舉行反核電遊行時,他也參加了。“雖然到場的右翼只有我一個,但這讓活動超越了左右翼的界限。能為多樣性做出貢獻,我很欣慰。”他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寫道。
鈴木把自己稱為“跨界人”。“人們的常識是,左翼一定認為只有自己正確,右翼是必須打倒的對象,不能聯合起來。但現在,時代不一樣了。”
“現在的時代,不該分左右。”百年前,日本左翼思想家大杉榮就曾如此説過。而今,這句話成了鈴木邦男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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