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服與遺囑
1969年底，某新型解藥剛剛研制出來，效果究竟如何？只能通過人體試服才最具説服力。當年，科研人員以身試服試用並不鮮見，但出于對同志的身體健康負責，組織上嚴格把控。這次，三位女性科研人員馬秀英、裴素秋、袁潤芬，先後每人偷服小劑量的這種藥物，並都向課題組負責人之一的焦克芳報告出現胃腸道反應。
為得到第一手情況，焦克芳毅然決定自己也要偷服。于是，他回到自己的實驗室，加大5倍劑量偷服了這種藥，並留下服藥記錄。
當天，時任所長徐念茲在了解馬秀英等三人試服藥情況後，馬上召開學術會議，當場下令，沒有總後批準，任何人不能再服！焦克芳當面笑著説：“沒那麼嚴重吧，她們3個可能是有點心理緊張。”
第二天，在原劑量基礎上，焦克芳毅然加大3倍劑量偷服；緊接著第三天，又在原基礎上加大3倍劑量偷服。然後，他把服藥記錄和事先寫好的遺囑（萬一出事，自己負責，與別人無關）一起交給課題負責人肖默然。肖默然含著淚把焦克芳的服藥記錄和遺囑一並保存起來。
這個服藥記錄， 不僅讓課題組獲得了珍貴的一手人體口服資料，更主要的是極大縮短了研究周期，為新藥的定方劑量提供了可靠參考。這個藥方最後榮獲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