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數字+”，更加注重“+數字”

上海市徐匯區行政服務中心大廳。 新華社發（資料照片）

    ■要把更多數字領域的技術成果跟傳統産業結合、融合、應用，尤其是發展更多、更好的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數字化不是進入各行各業、取而代之，而是要成為各行各業的‘助手’，助力高品質發展”

    ■要加強正向引導，創新監管機制，特別是要運用AI、大數據等新技術，用數字化技術來監管數字行業的發展，早發現、早治理，兜住數字經濟發展的安全底線

    ■引導大型優勢企業和數字化服務平臺統一數字開放結構，幫助提高中小微企業管理者數字轉型的能力，並給予資金支援，加快標準化建設

    今天的上海，正向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數字之都大步邁進。

    過去一年，上海全面係統構築起了數字城市的“四梁八柱”，便捷就醫少等待、為老服務一鍵通等一批數字生活標桿場景相繼推出，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和城市運作“一網統管”建設深入推進。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上海將聚力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如何堅持整體性轉變、全方位賦能、革命性重塑，率先應用新技術、轉換新動能、探索新經驗，奮力搶佔未來發展制高點？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們積極建言獻策。

    超前謀劃創新人才思維

    “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市人大代表、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郭宇表示，數字時代呼嘯而來，我們正從以資訊、消費為特徵的互聯網時代轉向以産業和價值為中樞的數字時代，“對此需要上海未雨綢繆、超前謀劃、早做應對、搶佔C位”。

    郭宇建議，上海在推動“數字+”的同時，更加注重“+數字”，要把更多數字領域的技術成果跟傳統産業結合、融合、應用，尤其是發展更多、更好的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數字化不是進入各行各業、取而代之，而是要成為各行各業的‘助手’，助力高品質發展”。

    同時，數字化轉型還應努力培育符合城市發展定位的數字空間。郭宇認為，對企業來説，可以應用場景落地為目標導向，注重鼓勵企業重視數字資産的累積和應用。對于社會而言，則要鼓勵數商生態的盡快形成。“可以是從事數據技術服務的數商，也可以是流通與交易市場的配套服務商；可以是自營自治的數據交易商或數據交易平臺運營商；可以是數據供方，也可以是數據需方。每一個企業在不同的數據生態中的角色可能都不一樣。”

    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也離不開大量人才貢獻智慧，因而就需要創新人才思維，培育出一批“專、精、特、新”的數字化領跑者。“新賽道競爭的背後，是高水準的人才競爭。和工業經濟不同，數字經濟是跟著人才走的。”全國政協委員、市經信委副主任張英介紹，“十四五”期間上海線上經濟人才需求量達120萬，還存在40萬人的缺口。

    她建議，要結合上海高水準人才高地建設，聚焦元宇宙、智能終端等新賽道、新動能，升級完善“海聚英才”計劃，吸引更多國際頂尖英才、青年才俊來滬創新創業。要探索設立新型數字化人才的評價體係，針對懂行業又懂數字化復合型人才創立“數字經濟卓越工程師”職稱制度，發現一批數字人才、數字創客、數字工匠，培育覆蓋全産業鏈的數字化梯隊，提升青年從業人員的職業認同感和獲得感。

    踩油門也要係牢安全帶

    數字化轉型進程日新月異，管理思維也應當敢于突破、不斷創新。

    “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在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可能也伴隨著風險。如何趨利避害就是我們必須要回答的問題。”有代表委員指出，當“死”的數據整理、交互、流通成為“活”的數據後，就具備了社會經濟甚至是政治屬性，一旦失控後果不堪設想，因此要不斷優化對數據資源的監管，既不能喪失創新與流通的活力，也不能逾越安全的底線。

    “既要‘踩好油門’，也要‘係牢安全帶’。”張英建議，要優化政府數字化監管方式。結合新形勢，探索數字化的放管服改革，逐步厘清不適應數字化經濟發展的行政許可資質資格等事項，更好地釋放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比如要打破招商引資唯稅收的思維定式，注重團隊能力、技術水準、企業成長和市場估值。”

    今年實施的《上海市數據條例》對一些負外部性的行為進行規范，比如演算法歧視、大數據殺熟、數字IP侵權等，傳統的監管方式往往難以發現這些問題。張英建議，相關部門要加強正向引導，創新監管機制，特別是要運用AI、大數據等新技術，用數字化技術來監管數字行業的發展，早發現、早治理，兜住數字經濟發展的安全底線。

    激活政府市場“兩只手”

    數字化轉型不僅需要龍頭企業示范引領，更需要各類經濟實體百花齊放，從而營造出良好數字生態。

    “中小企業是數字經濟長尾效應的重要組成，80%的中小企業仍然面臨不願轉、不敢轉、不會轉的難題。”張英指出，不少中小企業都面臨轉型瓶頸，亟待破解，“説到底，還是投入高、人才缺、數據少，也缺少可量身定制的數字化解決方案。”

    “相比于大企業，中小型企業缺乏轉型資金、專業團隊以及整合能力，試錯成本非常高。‘轉型是找死，不轉是等死’是許多中小微企業面臨的現實困境。”市人大代表韓若冰也發現，許多中小微企業都在經歷數字化焦慮。

    對此，市人大代表、楊浦區區長薛侃建議，應由大型企業向中小企業提供定制化的整體解決方案，降低中小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成本，幫助中小企業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遇。韓若冰則建議，要引導大型優勢企業和數字化服務平臺統一數字開放結構，幫助提高中小微企業管理者數字轉型的能力，並給予資金支援，加快標準化建設。

    “推進數字化轉型要創新服務思維，激活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的作用。”張英建議，要通過部門聯動、政企合作，為中小企業打造普惠化、兜底式數字化基礎能力平臺，鼓勵有條件的企業更多建設大規模的訓練模型庫、自主可信的行業安全底座、軟件開源開放框架等，讓公共的能力平臺成為産業扶持政策兌現的新方法，同時加大信貸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支援力度。

    同時她還建議，要更加精準地賦能企業，可以參考“隨申碼”面向企業打造“滬企碼”，通過“一碼”連接分散在各部門條線的數據，構建企業的數據畫像和數據賬戶，實現政府更加精準的施策，主動服務，彈性監管，架起政企間雙向賦能的橋梁。（記者 吳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