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參考消息5月14日報道，近年來，一些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如埃及、泰國、烏克蘭，正在挑戰着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甚至被當做《聖經》的民主化理論命題，諸如公民社會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礎、中産階級帶來民主、民主有利於民族和解。
很多人習慣在“元敘事”上看民主，把一個國家的好壞都歸因於民主。我們應該更專業地看待這個實在是太重要的現實問題，為此就需要以更敬業的態度去了解一個國家的歷史與現實。
公民社會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礎？
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的正相關關係應該來自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他把活躍的鄉鎮自治和發達的公民團體的活動本身視為民主。但是，所有熱心於民主化的人似乎都忘記了托克維爾的“民情説”。美國之所以能如此，是因為其地理位置、法治精神和公民守法而又關心公共事務的民情。換言之，一個可能的反論是，沒有這種性質的民情，即使有了公民社會，這樣的公民社會與民主何關？
亨廷頓早在其《文明的衝突》中就對所謂的公民社會組織即穆兄會抱有警惕，認為這種社會組織不利於民主。但是，美國制定“大中東計劃”的民主理論家和政治家置之不理，當2011年突尼斯、也門、利比亞、埃及和敘利亞等國發生政治事變之後，馬上給予一個浪漫的封號“阿拉伯之春”。結果，以“阿拉伯之冬”收場。尤其是埃及政治，靠公民組織主導下的選舉而上&的穆爾西政權，其政策甚至比威權主義的穆巴拉克更專橫，結果城市中産階級轉而又搞大規模的街頭政治。但這次中産階級的街頭政治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軍政權。
埃及的現實告訴我們，公民組織是重要的，因為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治，任何政府都不可能管理好老百姓
的所有日常事務。但是，公民組織的自治不等於民主政治本身，公民組織自治是地方性的，而民主政治是全國性的，二者之間不存在簡單的因果關係，更不能劃等號，其中公民社會的“民情”或者説這個社會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決定了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的樣式和走向。
中産階級帶來民主？
摩爾在《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中有一句“沒有資産階級就沒有民主”，成為西方民主化理論的金科玉律。於是乎，西方民主化的經典理論就變成：經濟發展推動工業化和城鎮化，工業化催生了中産階級，中産階級自然要求民主。這是西方人根據自己的歷史而給出的一個高度抽象和簡單化、因而也是有違其自己歷史的民主化教條。西方民主化歷史的真相是，資産階級革命帶來了精英民主，這不用質疑，但精英民主和革命前的貴族制、寡頭民主也沒有多少區別，而真正民主化的到來則是1848年二月革命以後的事，最遲也是1871年巴黎公社以後的事，大眾民主從此到來。也就是説，即使是歐洲的民主歷史，也不是民主化教條理論所説的那麼簡單。簡單化的理論必然有違歷史本身，以至於就連亨廷頓這樣的“先知先覺者”在《第三波》中也沿着摩爾的路線得出所謂“中産階級帶來民主”這樣的命題。
而泰國的政治難題告訴我們，恰恰是城市中産階級，構成了民主的反對力量。
他們不停地搞街頭集結，不推翻民選政府決不罷休。更為可笑的是，因為泰國的中産階級佔人口的30%，他們提出了極端荒謬的政治主張：70%的國會議員和官員靠任命，30%的靠選舉。在泰國這樣一個城鄉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中，中産階級成為少數，必然是人頭政治的輸家。因此，此中産階級非彼中産階級，而中産階級的政治訴求取決於其所處的社會結構，中産階級與民主沒有必然&&。
民主有利於民族和解？
多民族、多種族的印度之所以能成為一個國家而不是四分五裂，就在於印度實行了民主政治。這是西方人最為津津樂道的。其實，印度之所以是一個統一的印度，還可能有更多其他的、更為重要的歷史背景和政治原因，而不能簡單地歸因於代議制民主下的聯邦制。一個更大概率、甚至普遍性的規律：正是由於民主運動，一個又一個新生國家誕生了。聯合國成立時只有40多個會員國，而今天則有將近200個，其中民主化運動居功至偉。這是因為，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一開始就是一對孿生兄弟，民主化催生了歐洲最早的民族主義運動，反過來，民族主義運動又借助於民主化而得到強化。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民族解放運動其實又是民族民主運動，大批亞非拉國家得以誕生。蘇聯解體、南斯拉伕解體，更是剛剛過去的歷史，都是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雙重奏的産物。
烏克蘭的危機進一步告訴我們，在存在民族衝突和國家認同危機的國家，即20%多的烏克蘭人親俄羅斯、70%多的烏克蘭人親歐洲的分裂型社會，選舉民主動搖的是立國之本即國家認同。和泰國一樣，烏克蘭的分裂型社會結構決定了穩定的、和平的民主政治依然是期許之中的願景。
我們要反思的不僅僅是上述命題的正誤，還有民主形式本身。和經濟需要競爭一樣，政治也需要競爭。但是，採取什麼形式競爭？對於缺少同質性條件的後發國家而言，人們嚮往民主，需要民主，因此學習民主效仿民主而搞“黨爭民主”，而黨爭必然以其特定的社會基礎即民族、宗教、階級為平台，結果，黨爭民主很有可能導致分裂型社會。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楊光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