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參考消息5月12日報道，【美國《時代》周刊5月19日一期(提前出版)文章】題：奧巴馬的灰度(作者該刊特約編輯喬恩·米查姆)
原文提要他的批評者説他既軟弱又愛發牢騷。但是他所做的是大多數總統都會做的事情：對付過去就行。
以記錄美國總統大選著稱于世的本刊生活版記者白修德(TheodoreWhite)曾經給他所説的“政客視角”下過定義。他説，在政客看來，任何媒體報道中的批評之語都會“躍入眼簾”；同理，哪怕是最微乎其微的恭維，在政客看來也會“漲成兩倍大的大寫字母”。他寫道：“這是政客的職業病，就像作家和演員同樣靠公眾的讚許或厭惡過活一樣。”
美國專家“變來變去”
顯然，人們已忘記這位總統曾除掉烏薩馬·本·拉丹，並大舉開展無人機作戰。在新的主流觀點裏，奧巴馬被認為正在實施軟弱的、有損于美國威信與實力的外交政策。人們還把他描繪成一個極度自我的牢騷大王，他過于賣力地兜售他的觀點，但這些觀點在推進美國利益方面實際效用有限。用清談階層的行話來説，我們從小布希時期的牛仔外交(cowboydiplomacy)變成了奧巴馬時期的懦夫外交(coweringdiplomacy)———從魯莽冒失的鷹隼變成了顧影自憐的廢物———你能想像出總統聽到這種批評後會有多“開心”。
其實，我們不用想像。我們可以從他在菲律賓一次記者會的發言中直接聽到他自己這麼説。奧巴馬排除了直接出兵敘利亞和烏克蘭的可能性。他説：“我們不能因為坐在華盛頓或紐約某間辦公室裏的某人認為那樣做會讓我們看上去很強大就那樣做。那不是我們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他説，外交政策的制定方式“或許並不總是很富于性感魅力。它可能並非總是引起很多注意，它也不會在周日早上的訪談節目中成為好談資。但它能避免犯錯。”
在《紐約時報》的莫琳·多德看來，這獨白是一種牢騷和抱怨：“這給人的感覺不像是領導人，不像是你在掌管你的世界。”
你或許能聽出來，美國專家的“門柱”在“賽場”上變來變去。就在不久前，專家的共識是，小布希在任內用單邊主義把美國的聯盟撕成碎片，他們拒絕承認21世紀初世界的復雜性。而現在，一眨眼的工夫，他們又把奧巴馬貶低為學究氣濃、沒有效率的善變者，説他表現得就像英國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一樣———後者在1940年不願排除與軸心國進行談判的可能性。
謹慎權衡“相對成本”
然而，奧巴馬之所以在許多問題上選擇有限行動，是因為他認為規模更大的行動可能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制造更多的問題。奧巴馬對美國力量的構想很像是約翰·昆西·亞當斯的那句格言———我們不應該為了消滅怪物而去尋找怪物。而他的想法顯然不同于小布希在第二個任期就職演説中所表述的在全球耀武揚威的觀點———即美國的最高目標是在暴政可能滋生的地方終結暴政。事實證明，美國外交政策最有效時是在它介于亞當斯與小布希外交政策之間時。
在現代歷史上，富蘭克林·羅斯福、肯尼迪、裏根和老布希都傾向于用民主理想與政治現實相平衡的做法來使用國家力量。他們審時度勢地主動出手或保持克制。決定的藝術常常在于謹慎地權衡“為”與“不為”的相對成本。老天知道，我們會做錯事情———我們打過不明智的戰爭、忽視過被迫害者的悲慘處境、釋放過矛盾的信號，但是總的來説，一代代人下來，我們都“對付過來了”。
現在的問題是，奧巴馬究竟是在以比他優秀的前任的方式應付過去，還是既孤僻又軟弱。普京的擴張主義極其令人擔憂，但是奧巴馬在俄羅斯危機中所持的謹慎立場是否真的達到上世紀30年代綏靖政策的程度？小布希對俄羅斯入侵格魯吉亞一事從本質上講持默許態度，這説明他軟弱，還是説這是一個建立在成本效益分析基礎上的明智決定呢？
托馬斯·傑斐遜曾寫信給一位受到輿論抨擊的朋友説：“如果你想不受詆毀，那你應該僅限于做一些規定動作。”奧巴馬深知這一點。肯尼迪曾為他的顧問所寫的一本書作序説：“每位總統都必須容忍在他的願望與可能性之間存在一條鴻溝。”我們所有人都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