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改革者長期不懈推動

　　軍事改革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政治領導人的決心和意志。同時，也離不開改革家們的積極倡導與推動。越戰後美陸軍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大批致力於改革的高級將領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陸軍的每一項改革都與他們的名字&&在一起。在改革過程中，他們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和風險，始終沒有動搖改革的決心。其中最著名的有曾先後擔任陸軍參謀長的艾布拉姆斯上將、韋安德上將、羅傑斯上將，以及先後擔任陸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司令的杜普伊和斯塔利等。他們構成了改革的中堅力量，保證了改革的連續性。作為首任陸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司令的杜普伊將軍是改革的核心人物，他的主要貢獻是推動了陸軍作戰思想和訓練方式的變革。

　　美國冷戰後的新軍事革命也得益於一大批改革者長期不懈的推動。海灣戰爭結束不久，美前國防部長佩裏就於1994年下令成立了“軍事革命研究高級指導委員會”，負責軍事革命的理論研究與規劃設計；參聯會前主席沙利卡什維利主持制定了指導新軍事革命的基本文件《2010年聯合構想》；參聯會前副主席歐文斯提出了新軍事革命的指導理論之一“系統集成”；陸軍前參謀長沙利文則是建設數字化部隊和數字化戰場的倡導者；國防部基本評估辦公室主任馬歇爾是美國新軍事革命的“智囊人物”，被譽為“新軍事革命之父”。9·11事件之後，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對美軍的全面轉型則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他採取了“不換腦筋就換人”的做法，將一大批“思想敏銳、具有創新精神”的改革者任命到了國防部和各軍種的領導崗位上，使領導者對軍事轉型的推動作用遠遠超過了技術的推動。

　　但是，僅有改革家的努力還不足以使軍事改革獲得成功，沒有國家最高領導人和社會民眾的支持，改革家也將難有作為。越戰結束後，美軍威信降到最低點，美國民眾中出現一股孤立主義思潮。美軍在這種逆境中發動的改革起初並未受到廣泛的關注與支持。直到70年代末美軍營救駐伊朗大使館被扣人員行動失敗和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情況才發生變化。這兩件事使美國人普遍意識到其國際地位的下降，以及軍事力量的重要。於是，美軍的建設與改革開始日益受到政府、國會和民眾的重視。從卡特、裏根到奧巴馬，歷屆美國總統都對軍隊的改革給予了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