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豫不決造成重大傷亡
盧溝橋事變後，國民政府軍委會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召開33次應急商討會議。中共代表也參加了部分會議，進一步闡述了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戰略方針。會議決定，抗戰總方針是“持久消耗戰”，中心思想是“以空間換取時間”，即“避免與敵決戰”，“逐次抵抗，逐次退卻”，“逐次消耗優勢的敵軍”，“始終保持我之戰鬥力”，“以掩護我後方的準備工作，確立長期的抗戰基礎”。這一戰略方針無疑是正確的，如始終堅持不動搖，假以時日，中日戰略力量敵消我長，當國際形勢發生有利於中國的變化時，勝利終會到來。
按照上述戰略總方針，“以長江作為主要戰略防禦方向”，那麼中國軍隊在淞滬、南京戰場的作戰，與在華北戰場的作戰性質都一樣，都是換取“時間”的“空間”，只能“逐次抵抗，逐次退卻”，而不能嚴防死守，與敵死拼。在如此清晰的思路和明朗的戰局面前，蔣介石和軍委會高層在是否堅守南京的問題上卻舉棋不定，決斷猶豫，嚴重影響了南京的防守和守軍的撤退，造成重大傷亡。
蔣介石在戰前研究保衛南京的第三次會議上，力排眾議，採取了唐生智的建議，為維護大國形象，做出短暫堅守的決定。這一決策在政治上講是正確的，關鍵是堅守的時間，要根據敵我力量的對比來決定。可惜在這一點上，他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要軍隊堅守一兩個月，這顯然是做不到的。日軍打贏淞滬會戰，士氣旺盛，軍力甚銳，不待國內大本營正式命令，不停頓地主動進攻南京。而南京守軍大部分是從淞滬戰場上先後撤下來的受挫疲憊之師，未經休整補充；少部分是從戰略縱深調上來的軍隊(如川軍)，立足未穩；防禦工事大部分尚未完工，怎麼可能堅守一兩個月呢？蔣介石對政治仗和軍事仗沒有分清，把政治仗當做軍事仗來打，嚴重背離了正確的戰略總方針。當得知日軍正在包圍南京，守軍有被圍殲的危險時，又從保存力量出發，不問具體情況，立即下令撤退。也不知是因為害怕擔責任還是其他什麼原因，又不做明確指示，僅讓口頭轉告。在不得不直接下令時，仍含糊其辭，説“如情勢不能持久時，可擇機撤退”。電報發出後，次日又有動搖，再以信函形式要求唐生智“仍以持久堅守為要”，希望“能多堅守一天就多守一天”。統帥心存猶豫，徘徊在撤與守之間，對守城指揮官和部隊産生了嚴重消極影響。
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是主動請戰，臨危受命。他在擔任閒職(訓練總監)幾年後，淞滬會戰後期南京即將成為下一個戰略防禦要地時，才以軍法執行總監身份被任命為南京衛戍司令。他所指揮的部隊，幾乎都不是他的舊部，在國民黨軍內宗派、山頭林立的情況下，他能否指揮得動都是問題。當然，唐生智對“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總方針是清楚的，對防守南京的戰役企圖也是明確的。他明確“阻止敵人迅速向我軍進逼，從而贏得時間，調整部隊以後再撤出南京”。可是他的戰役指導與戰略方針嚴重脫節。如果按照蔣介石打政治仗為主、軍事仗為輔的要求“短期固守”，在南京只要堅守幾天、十幾天，做出大國姿態，就應步步防守、步步後撤，最終有序撤離，放棄南京。但從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唐沒有預先做出撤離南京的完整計劃和相關準備，既沒有事先預定的撤退方案，也沒有組織必需的交通、工程和後勤保障等工作，更沒有在戰前進一步疏散人口(南京人口約103萬，戰前還有50余萬)，堅壁清野，清理通道，準備戰場的工作。這也是造成保衛戰失敗後，大量軍民擁堵在江邊，遭日軍俘獲和屠殺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