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犯的錯誤比中國多
日本軍部勢力是軍國主義生存和發展的主體，軍隊統帥權在天皇，內閣下屬五相，其中陸相(另設陸軍參謀本部)和海相(另設海軍軍令部)獨立於政府之外，可不經內閣直接上奏天皇；陸相、海相由軍人擔任。於是，軍部成為獨立於政府、議會之外，操縱國家政權的政治勢力。而陸軍和海軍也經常不一致，陸軍要“北進”(進攻蘇聯)，海軍要“南進”(進攻美英)，在進攻中國的主要方向上，陸軍力主華北，海軍力主華東(上海)，很難形成統一決心。日本政府、陸軍、海軍的不同意見都需要天皇“裁決”，而天皇本人並沒有決策輔助機構。再加上戰略方向指揮官往往不經請示擅自行動，往往造成戰略全局的被動。這些都是日本戰略經常出錯的深層原因。
日本全面侵華10個月後的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毛澤東總結了日軍10個月的作戰情況，指出了日軍在戰略上有五個方面出錯。一是逐漸增加兵力，二是沒有主攻方向，三是沒有戰略協同，四是失去戰略時機，五是包圍多殲滅少。就南京保衛戰來説，這五個方面都有體現。比如，為了拿下淞滬繼而續攻南京，日本大本營於1937年10月初開始把上海方向作為主要作戰方向，用“添油”的方式逐步增兵，先是4個師團10萬餘人；拿不下來又把華北主要方向部隊中的3個師團調入上海派遣軍，達20萬人；還拿不下來又增加第10軍3個師團，再從華北抽調1個師團，最後增加到近30萬人。不僅把本土的戰略預備隊調上來，把駐朝鮮、台灣的軍隊調上來，不得已還把華北部隊大批轉用過來，終於把次要方向打成了主要方向，華北的主要方向降到了次要方向，完全違背了戰前制定的以華北為主要方向，在山東半島、長江口、廣州三點以部分兵力牽制性進攻，配合主要方向上行動的戰略布局。戰略協同上，在進行淞滬—南京保衛戰時，北線日軍不能以有力的進攻行動，在豫北、魯中一線牽制中國軍隊，讓中國軍隊統帥部集中精力、兵力、物力於華東方向。打完南京保衛戰需乘勝進行戰略追擊、擴大戰果時，由於提前使用了戰略預備隊，而沒有了“戰略追擊隊”。戰役協同上也有問題，從抗戰初期四大會戰來看，淞滬、太原、徐州守軍都是在日軍即將形成合圍，可能遭圍殲時，及時撤出包圍圈，沒有出現德軍在歐洲和蘇聯戰場上動輒包圍消滅十幾萬、幾十萬守軍的情況。
國民黨軍正面戰場上出現了一些不應有的失誤和錯誤，如戰役行動不能很好貫徹戰略方針，把一些會戰作為戰略性決戰來打；如實行“內線固守，分兵把口”的專守作戰方針，要求部隊“固守陣地，堅守不退”，“層層佈防，處處據守”，不注重在防禦中採取攻勢行動，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又如疏於戰前的戰場建設和戰略區的經營，增大了戰時的傷亡，等等。但是日本與中國比起來，錯誤犯得更多，也更具根本性。比如，輕視了中國政府和民眾的抗日決心，以為如同拿下東北和華北北部一樣，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結果越打越需增兵，越打越感吃力，沒有達到戰略企圖；定力差，把持不住戰略主攻方向，把由北(華北)向南(華中)打的主攻方向打成了由東(華東)向西(華中)，在不利的地形上沿長江溯攻武漢，消耗大，效果差，等等。
可以這麼説，在抗日戰爭第一階段(戰略退卻階段)，中日兩國兩軍在比誰犯的錯誤少，犯的錯誤層次低，犯的錯誤影響面小。這方面，日本大本營做得比中國統帥部更差。因此，日本在戰略上的失敗是註定的。隨後，戰略相持階段如期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