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如何將自然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社會優勢，積極探索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機制，走出一條政府主導、企業和社會各界參與、市場化運作、可持續的生態産品價值實現路徑，是長江經濟帶生態經濟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7日，在2018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上，國內外與會專家就“長江經濟帶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機制”主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生態産品化操作要領在於價值核算

　　“大家知道自然生態是有價值的，但到底價值多少，如何産品化並進行核算，目前還缺乏一個共同的話語體系，還沒有成熟的核算方法。”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基礎産業司副司長馬強説。

　　馬強認為，要按照生態系統的功能特徵去謀劃功能空間和策略，而構建長江經濟帶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機制，科學合理的核算方法是操作的基本工具。核算需要把握三個方面的原則。一是有效維繫生態系統原真性。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核算，不得以破壞生態環境為前提，在核算原則的導向上，突出強調自然生態系統和生態産品的原真價值。

　　二是充分考慮生態産品的潛在價值。目前很多生態産品的價值並不能真正地體現出來。因此，在核算自然生態産品價值的時候要參照類似的自然生態保護性開發的模式，科學核算生態産品的潛在價值。

　　三是合理運用替代算法的原則。實際上有些生態産品不能夠直接核算，往往要根據比如説破壞完了以後要去修復它需要花多大的代價，來做替代的算法。

　　馬強建議，構建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機制，首先要對自然生態産品進行合理的保護性開發，對生態産品本身條件要做更為精細化的評價。真正把需要嚴格保護的地方保護好，把適宜做適度開發的地方進行合理開發，實現開發與保護的結合。同時，結合不同類型生態産品的優勢來精準設計産品。根據自然生態資源物質供給功能、調節的功能和文化服務的功能，採取不同的生態産品價值實現路徑，真正把生態産品價值有效挖掘出來。

　　生態産品價值實現需要具體路徑

　　“生態系統及其産品不僅具有巨大的生態價值，還能帶來經濟效益，其價值的實現可通過多種産品形態。有物質産品，如可以提供水産品、中草藥、植物的果種子等；有調節服務産品，像水涵養、水凈化、氣候調節等；還有文化服務産品，如休閒旅游、景觀價值等。”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主任歐陽志雲説。

　　當前，長江經濟帶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機制主要是縱向生態補償，包括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還草工程、主體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等。此外，還有公益林保護、森林資産交易、森林碳匯、林權貸款、藥物利用以及生態旅游等。

　　而從生態産品價值實現路徑的國際經驗來看，有幾個模式可以借鑒。如在保爾森基金會的支持下，斯坦福大學具體做的水基金：上塔納—內羅畢水基金。城市政府、銀行和環保組織聯合建立的金融模式和治理模式，將下游水資源用戶與上游居民生産活動&&起來，由下游為上游提供資金，對流域進行綜合管理。基金旨在向內羅畢市提供清潔、穩定的水資源，減少泥沙淤積對水力發電的影響。

　　還有監管驅動的生態模式，如巴西亞馬孫保護區計劃。巴西為遏制亞馬孫雨林的砍伐規劃建設了自然保護區，由於沒有足夠管理資金，許多保護區只是名義上的保護區。巴西與慈善組織聯合組織亞馬孫保護區項目，以項目為基礎建立保護基金。

　　歐陽志雲説，生態産品價值實現路徑通常有以下幾種形態：一是物質産品供給，主要是通過生態産品認證、水權交易、互聯網模式，使生態産品的價值得到合理認可。二是調節服務産品，通過生態補償、排放權交易、水基金、公益自然保護地等實現。三是文化服務産品的開發，主要是通過生態旅游開發、生態旅游産品認證這些方面探索。

　　就長江經濟帶生態産品價值的實現，歐陽志雲建議，深化産權制度改革，明晰生態資産所有權的主體，明確誰是産品的受益方，規範生態資産和生態産品的收益權、使用權。此外，建設生態産品和生態資産交換平台，完善森林、濕地、水資源交易制度，促進生態産品的價值實現。如探索林權抵押貸款。建立生態發展基金，為社會資本和企業參與産品開發提供平台。最重要的是為長遠的生態産品開發提供資金。最後，加強生態産品有償使用的法律法規建設，制定&&排污權、碳交易、水權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應注重其二重性的平衡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楊志説，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機制按照傳統經濟學的角度去思考，就是一個自然生態比轉換成資源經濟比的機制。這樣的機制以資本為主旋律，以市場配置的方式為經濟形態，如石油、煤炭，只要一進入交換領域，那麼它的價值就出現了。

　　“但今天必須對生態價值重新考慮，其二重性在於既要保護生態，又要釋放出經濟價值。生態的原生價值，不能簡單地用貨幣尺度去衡量，而生態的商業價值同樣無法回避，否則難以支持現在的生態修復。”楊志説。

　　為此，美國保爾森基金會外部專家邁克爾·奔納特闡述了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機制的國際經驗。他認為，首先要厘清國際上基於生態機制和市場化的機制定義，基於市場的機制並不特指私人部門，政府資金支持的環境項目其實也是基於市場化機制。

　　基於市場化機制，國際上主要有生物多樣性緩解、綠色流域投資，以及林業碳匯等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模式。生物多樣性緩解目的是最小化並彌補經濟開發中給生態系統所造成的影響。開發商首先應盡量避免對濕地、物種、森林、棲息地的影響，如果避免不了，應該將産生的影響最小化；在此步驟之後，如果還會産生負面影響，開發商可通過賠償性繳費和替代費彌補，以實現生物多樣性緩解。2016年美國生物多樣性緩解銀行交易總額達36億美元，且年增長率為18％。

　　綠色流域投資機制，主要是將投資用於保護改善水系，從而保障清潔水源的持續供應。該機制可以採用以下幾種形式：第一個形式是由政府直接支付的補貼，中國生態補償就屬於這一類；第二類屬於資源使用者推動流域投資和成立水基金；第三類是信用交易和使用權交易，如水權交易、河道水權回購、地下水緩解交易等等。

　　關於中國能從國際經驗中借鑒什麼東西，邁克爾·奔納特説，無論採用哪一種機制，政府都將發揮核心的作用，無論是作為生態産品和生態系統服務的購買者，還是作為生態産品市場和機制的監管者，乃至推動更廣泛的市場主體參與生態産品市場的促成者。

　　同時需要強調的是，市場化機制應該是對生態保護和生態系統管理工作的充分強化而不是替代。撬動私人部門的投資並不會為政府的環境保護部門帶來“滾滾錢潮”，引入私人部門的投資只是將事實的重擔轉移給其他市場參與方，而讓市場能夠在既定的財政預算內更好地開展監測工作和進行生態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