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0日劉萬利在伊拉克摩蘇爾市南部地區採訪。

　　【演講稿】站在國旗下

　　大家請看，我的衣服上有一面小小的國旗徽章。這些年，它陪我走過許多地方。今天，我的故事就從幾面國旗説起。

　　去年，我在伊拉克採訪過一名足球教練，他叫加尼姆。

　　30年前，他是伊拉克國家隊的主力，伊拉克球迷心中的馬拉多納，曾經出徵1986年世界杯。

　　但是，在後來的日子裏，他無法徵戰球場，而是徵戰在一個滿目瘡痍的戰爭國家裏。他告訴我，他一生中最榮耀的事情，是身披國旗奔跑在賽場上。但是，在我採訪他的時候，他的那面珍貴的伊拉克國旗，緊緊裹著的，是他兒子和女婿的遺像。他的兒子和他的女婿，在兩年前的一次汽車炸彈襲擊中身亡。

　　過去15年，加尼姆看著自己的肌肉在戰亂的貧困中松弛，看著自己心中的大力神杯在流星般的彈片中碎裂。戰爭，不僅摧毀了一個國家，更在摧毀一代人的夢想。哪怕是娛樂這種小小的心願，也變得扭曲不堪。

　　記得有一次，我進入被極端組織佔領的伊拉克摩蘇爾市。在採訪路人時，一顆子彈擊中了距離我只有一米的一片屋檐，屋檐碎裂，子彈彈起，落在我的腳邊。一個四五歲大的孩子跑過來，舉起手中的水瓶，把水澆在彈頭上。滋的一聲，滾燙的彈頭上，升起了一團白霧。小男孩笑著，撿起彈頭，放在我的手心。那一刻，我的心是酸楚的。殘酷的子彈在孩子的眼中成了遊戲的工具。

　　後來的日子裏，伊拉克的局勢轉好，我跟隨伊拉克政府軍，見證著他們一處一處地收復被佔領的城市村落。每收復一處，伊拉克政府軍就會將一面國旗插在城市的制高點。在那些伊拉克人祈禱和平的眼神中我看到，國旗代表著勝利和希望。

　　過去十年，我常常用一個國家的國旗作為坐標，來定位這個國家的團結與穩定。但是，就是這樣一面旗幟，有時卻很難尋找。

　　2011年4月，利比亞內戰爆發一個月。我從埃及邊境進入利比亞的班加西市，成為第一批進入利比亞戰場的外國記者。在孤立無援中，我一路尋找利比亞國旗，但折斷的旗桿和被戰火燒得不見蹤影的國旗告訴我，這個國家已經支離破碎。

　　我三次進入戰爭中的利比亞，多次在拉鋸戰的中央地帶鋌而走險，多次在炮火和子彈中貓腰前行，多次在利比亞人的淚水中尋找答案。直到2011年8月，利比亞首都的黎波裏失守，我進入卡扎菲的辦公室。在那裏，我終于找到了那面曾經代表利比亞的國旗。但是那一刻，利比亞人已經經歷了持續5個月的戰爭，陷入無盡的痛苦中。物資短缺，物價飛漲，社會混亂，就連賴以生存的飲用水都因為水廠被人下毒而變得無處尋找。在那些利比亞人渴望穩定的眼神中我看到，國旗代表著安寧與發展。

　　當利比亞內戰平息，我轉戰到了另一個戰場，葉門。國家不同，局勢不同，背景不同，但炮火是一樣的殘酷。

　　一天淩晨，一連串巨大爆炸聲，將我從睡夢中炸醒。爆炸猶如地震一般，把分社的門窗炸得亂顫。防空火炮點亮了薩那的夜空，大量彈片如雨點般傾瀉而下。

　　我和中國駐葉門使館工作人員一共30多人擠在40多平米的地下室裏避難。地下室裏什麼也沒有，只有墻上懸挂的一面五星紅旗。

　　那一刻，五星紅旗下，就是我們的庇護所，就是我們的家。一位使館老同志在那面紅旗下，火線入黨。在炮火中，他高高舉起右手，握緊拳頭，莊重地宣誓：“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産黨。”同樣在那一刻，中國護航編隊正迅速向指定海域機動，一場驚心動魄的撤僑行動即將展開。

　　撤僑的車隊，懸挂五星紅旗，通過檢查站時，五星紅旗就是我們的通行證。碼頭上，在臨沂號護衛艦的臨時海關口，《義勇軍進行曲》就是我們的身份證。那一刻，在每一位中國人激昂的淚光中，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五星紅旗就是我們的安全感，《義勇軍進行曲》是這個星球上最嘹亮的歌聲。

　　我叫劉萬利，是新華社國際部一名普通記者。入社十年，七年駐外，輾轉利比亞、葉門、伊拉克三個戰場，親歷大小戰鬥十多次。槍林彈雨，淚水哀嚎，生離死別，榮辱興衰……都已化作“新華社幾月幾日電”，永遠地留在了中國新聞的歷史稿庫裏。

　　我曾經激情澎湃，情感豐富，也許是戰爭的原因，讓我變得內斂而不重言辭。但是，無論環境多麼艱苦，我能夠在危難中工作，在寂寞中思考，在生死考驗中砥礪前行。因為，在我心的最高處，別了一枚黨徽，挂有一面國旗。

　　（劉萬利，新華社國際部英文室編輯。2010年赴中東總分社工作，報道了埃及革命、摩洛哥議會選舉，三次駕車越過埃及和突尼西亞邊境進入利比亞報道內戰。2012至2015年，歷任薩那分社、巴格達分社首席記者，報道了葉門內戰、伊朗總統選舉、費盧傑和摩蘇爾戰役。2015年多國聯軍空襲葉門期間，多次穿越戰區報道戰況及我國公民撤離行動，隨軍艦最後一批撤離葉門。）

【糾錯】

責任編輯： 汪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