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和農民談話，詢問他們的生産和生活情況。（資料圖片）
編者按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70年前，中國人民不畏強敵、寧死不屈，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全民抗戰，贏得近代以來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抗戰勝利重振國人信心，重鑄民族魂魄，確立了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70年後，為紀念這一偉大勝利，從即日起本報與新華社解放軍分社聯合策劃推出“勝利的啟示——軍事名家談抗戰”大型專題報道，邀請享譽國內外的軍事名家撰寫紀念性反思文章，與讀者一起回望氣壯山河的抗日史詩，多角度、全方位解讀抗戰勝利的意義與啟示。
徐焰 國防大學技術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少將軍銜。曾任清華大學、中山大學等十幾所高校兼職教授；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日本防衛大學講學和做過訪問學者。連續三次被評為國防大學傑出教授，曾獲“全軍優秀教師”稱號和“全軍傑出科技人才獎”。
近些年來，社會上有些關於抗戰的歷史宣傳只突出民族鬥爭而淡化國內正義和反動之分，導致國內許多人尤其是中青年人對抗日戰爭的認識也出現了一些片面化傾向，即簡單地認為抗戰時的任務只是打日本而不區分國內進步和反動，一些頌揚國內反動人物和貶低中國革命力量的輿論也在網絡等媒體上有了市場並造成部分思想混亂。
當年進步的中國人其實都知道，抗日戰爭進行的是毛澤東所説的民族、民主兩個革命———“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衡量哪個政黨、哪支軍隊或哪個政治代表人物在抗戰中的貢獻，同樣要用這兩把尺子，即一方面看其是否積極抗日，另一方面看其是堅持社會改革進步還是維護腐朽的黑暗制度。中國共産黨在抗戰期間同國民黨當局片面抗戰的根本區別，正在於很好地完成了這雙重任務，不僅在敵後打鬼子戰績輝煌，也建立了代表中國光明未來的廣大解放區，這就名副其實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
抗日需革除腐朽社會制度
近代中國多災多難，內憂外患交織。過去被清朝視為“蕞爾小邦”的日本能有“以蛇吞象”之心大舉侵華，除了其自身的狂妄和兇悍，也是利用了舊中國統治集團的極度腐朽和無能，否則偌大的中國也不會如此受盡欺凌。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人數僅2萬的日本關東軍在幾天內便輕取東北多數城市，在南京政府和東北軍首領的不抵抗命令下，當地20萬以上的中國駐軍或降或逃。關內抗戰初期，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長驅直入一縣城、省城，不僅未遇抵抗，還會有一些漢奸忙着挂“維持會”牌子並打太陽旗相迎。
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的一年內，面對幾十萬日軍入侵，國民政府丟失了東部2億人口的最富庶地區。直至1944年春至1945年初，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前夕，面對已是強弩之末的日軍進攻，國民黨軍仍在豫湘桂大敗，丟失了6000萬人口的地區。直至抗戰勝利時，僅從中國戰場上看，日強中弱的形勢並未真正改變。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當年中國受日本欺負，外在原因是新興的法西斯國家特別具有擴張性和瘋狂性，內在原因則是國內社會條件造成一些人的媚外心態，長期封建宗法思想又導致重家庭個人、輕民族社會的惡習，導致一些只知個人私利而不顧民族大義的人投靠日本。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後來在戰犯管理所中懺悔道：“我從懂事起便只知祖宗基業而不知民族國家。”國民黨內二號人物、副總裁汪精衛率20多名中央委員和50多名將官投日，在南京建立偽國民政府，還以降敵的國民黨軍為基礎建立起數量最多達90萬的偽軍，也是一個社會腐朽群體對抗戰失望而想降日自保的表現。後人常唾罵抗戰時期國內“漢奸多”，偽軍數量有時超過侵華日軍，這不能僅僅用個人品質來解釋，而主要是舊中國黑暗腐朽的社會制度所造成的。
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中國要有效抗日，除了大力抗擊民族敵人而不能妥協外，還要對本國社會進行根本改造，其措施就應該是改變代表官僚買辦和封建豪紳的專制體制，實行民主、改善民生。抗戰時期，蔣介石也談“抗戰建國”，提倡強調“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運動”。不過國民黨高層同社會上腐朽的既得利益集團關係緊密，自身權貴家族勢力又在戰時繼續膨脹，未搞任何社會改革，這使國統區的經濟日益惡化，黨部、官場和軍隊的腐敗更為嚴重，其控制面積至抗戰末期還大為縮小。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根據地在1937年夏天只有人口不過150萬人口的陜甘寧邊區，至1945年夏天發展為擁有1億人口的19塊解放區，其根本原因就是將民族、民主兩個革命結合在一起，進行了深入的社會改革。這一改革恰恰又代表了實行民主、改善民生的人類進步大潮，因而受到國內進步團體和人士的一致稱讚，連1944年進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的報告都預言中國的未來將屬於共産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