鍛造了領導力量
近代中國民族復興的歷程，也是對擔當民族復興重任的領導力量進行選擇、重塑和鍛造的過程。近代中國民族危機日趨深重，民族復興一挫再挫，重要原因就在於沒有一個能夠把全民族凝聚起來的堅強核心。
抗日戰爭是對中國各種政治勢力和領導能力的大檢閱。在抗日戰爭進程中，中國主要存在着兩種矛盾，發生着兩種演變，産生着兩種結果。兩種矛盾，一是中日兩國的民族矛盾；一是中國國內以國共兩黨為代表的階級矛盾。兩種演變和兩種結果，是指當時中國兩股最大政治力量，即國共兩黨在解決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中的地位、作用的演變和結果，誰在解決中日民族矛盾這一主要矛盾中發揮作用大，就會贏得民心、發展壯大，就會在處理階級矛盾中具有更大的主動權、更強的凝聚力和戰鬥力。正是在各種矛盾交織、力量博弈中，中國共産黨贏得了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支持，成為領導中國人民抗戰的中流砥柱，並發展成為成熟的領導實現民族復興的核心力量。這是影響和決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根本走向的又一歷史性抉擇。
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力影響力大大提升，中國共産黨及其所領導抗日力量在逆境中崛起，決不是像有人誣稱的，是靠保存實力、游而不擊，而是有着深刻的原因。抗戰八年，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捍衛民族獨立最堅定，維護民族利益最堅決，反抗外來侵略最勇敢。中國共産黨的黨員幹部率先垂範、身先士卒，最富有犧牲精神。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潔、民族團結、經濟發展，延安成為黑暗中國走向光明的燈塔，成為全國人民嚮往的革命聖地。中國共産黨重視加強自身建設，克服“左”、“右”傾錯誤，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實現了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團結和統一，使黨真正進入成熟期。由此，必然使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的抗日力量，成為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奪取戰爭勝利的民族先鋒，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最大希望。
對於那些當年親身經歷中國革命實踐，或者認真研究中國歷史的人來説，他們對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作用和領導力都高度讚揚。1942年2月24日，斯諾在回答羅斯福時説:“蔣介石是個獨裁者，他很聰明，但又無能，他不知道中國人民需要什麼，不知道怎麼為人民辦事。這一點和毛澤東大不相同。你要知道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民佔了一大半，不能贏得絕大多數的民心就很難統治中國。”美國歷史學家羅茲·墨菲在《亞洲史》中則指出:“在他們從1934年到1947年作為活動中心的遙遠西北邊陲根據地延安，共産黨人在毛澤東領導下，制定了一系列改造中國的思想和計劃，同時廣泛尋求群眾的擁護。”“共産黨的遊擊隊牽制了上百萬日軍，而自己從未被消滅。”
歷史，往往在經過時間沉澱後可以看得更清晰。偉大的抗日戰爭，更為關鍵的，是鍛造了領導民族復興的核心力量——中國共産黨。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共産黨領導人民選擇的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共産黨領導人民開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