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因為當時中國的狀態，日本侵略者輕看了這場戰爭。他們以為短時間就能迫使中國屈服。日軍參謀本部制定的《在華北使用武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判定兩個月解決駐紮北平一帶的宋哲元第29軍，三個月擊敗國民黨中央軍。
表面看他們的根據是充足的。軍事上，中國軍隊一敗再敗：華北淪陷、淞滬淪陷、南京淪陷、徐州淪陷、武漢淪陷……政治上，國民政府高官、軍人、政客也紛紛倒戈。大清王朝末代皇帝很快成為偽“滿洲國”元首。1935年11月大漢奸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12月，又出現一個夾在日本人與國民政府之間、以實行“華北自治”為主旨的“冀察政務委員會”，發布文件宣稱“冀察兩省，與日本有特殊關係”，還與日本駐屯軍訂立《華北中日防共協定》及華北“經濟提攜”的“四原則、八要項”，眼看華北將成為第二個偽“滿洲國”。日本關東軍的板垣徵四郎成為東北漢奸之父。日本華北駐屯軍的土肥原賢二成為華北漢奸之父。中國三個偽政權頭目王克敏、汪精衛、梁鴻志先後就職。王克敏與汪精衛的矛盾，竟然起源於王投降日本更早，在汪面前擺老資格，不把汪放在眼裏。汪精衛為此想方設法處處抬梁鴻志、壓王克敏，讓另一個大漢奸周佛海連聲嘆息：“處此殘局，尚如此勾心鬥角，中國人真無出息也！”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58個旅長、參謀長以上將官投敵，一些部隊成建制嘩變。整個八年抗戰，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數量，使中國成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的國家。這種狀況，難道不是顯露集體性的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怎能不會極大地助長侵略者滅亡中國的驕橫和癲狂？
在那個綱常錯亂廉恥掃地的暗無天日年代，當被問到自己的夢想時，清華大學教授俞平伯用了一個反問：“我們的英雄又不知在何處？”
整個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來頂天立地。
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楊靖宇，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抵抗，決不投降，戰鬥到最後，只剩自己一個人。身邊的人除去犧牲，就是叛變。叛徒程斌，抗聯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楊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敵，組成“程斌挺進隊”，將楊靖宇在深山老林裏的密營全部搗毀，把楊靖宇逼入絕境。叛徒張秀峰是軍部警衛排長，這個父母雙亡的孤兒，由楊靖宇撫養成人。他1940年2月帶機密文件、槍支及抗聯經費叛變投敵，向日軍提供了楊靖宇的突圍路線。此人是楊靖宇的貼身警衛，知道楊靖宇活動規律，他的叛變導致楊靖宇很快犧牲。叛徒張奚若，抗聯第一軍第一師特等機槍射手，叛變後在偽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開槍射殺了楊靖宇。還有一個很難稱為叛徒的人：蒙江縣“保安村”村民趙廷喜，上山砍柴發現了楊靖宇。楊靖宇好幾天沒吃飯，棉鞋也跑丟一隻，對趙廷喜等幾個村民説，下山幫我買幾個饅頭，再買雙棉鞋，給你們錢，不要告訴日本人。趙廷喜張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發：楊靖宇在山上。程斌、張秀峰、張奚若、趙廷喜，都是中國人，又都是失去血性、最終只能給別人當奴才的中國人。
趙廷喜向日本人告發前，在山上看見楊靖宇幾天沒有吃飯，臉上、手上、腳上都是凍瘡，對楊靖宇説：“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趙廷喜哪知道，豈止不殺，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讓楊靖宇出任偽“滿洲國”軍政部長，利用其影響制服東北抗聯。
楊靖宇沉默一會兒，對趙廷喜説：“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這句話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圍之下，共産黨人楊靖宇用整個生命，大寫出一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今天之所以還能有中國，就是因為有這樣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最黑暗、最困難、最無助、大多數人萬念俱灰的時候，用自己的靈魂與血性，支撐起中華民族的脊梁。當年地質學家丁文江面對國內經濟凋敝、政治混亂、日本侵略者步步蠶食的黑暗困境，説出一句極具內力的話：“只要少數之中的少數，優秀裏面的優秀，不肯坐以待斃，這個民族就總有希望。”中國共産黨就是在這個最艱難的時刻，將階級擔當轉化為民族擔當，由階級鬥爭的開路先鋒，轉變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
抗戰開始，德國在中日之間“調停”。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給德國外交部的密電中，這樣描述蔣介石對“調停”的態度：“他(蔣介石)秘密地告訴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國政府會被輿論浪潮沖倒，會發生革命，唯一結果就是中國共産黨會在中國佔優勢，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産黨是從來不投降的。”
在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及20余個中央委員都先後投敵的情況下，蔣介石説出“共産黨是從來不投降的”這句話，也算是共産黨人給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這些人的骨頭是很硬的。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共産黨的高級領導者無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軍、新四軍也沒有任何一支部隊去當偽軍。毛澤東説：“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
民族危亡關頭，中國共産黨人給中華民族注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氣概。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
抗日戰爭，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面對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的戰爭。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1900字的文稿6次提到“弱國”，同時也指出：“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地&&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個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7月31日晚，蔣介石公開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國民政府隨後組織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國民政府在正面戰場的堅決抵抗，讓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
更讓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現了另一個戰場———共産黨領導的敵後戰場。這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國戰場出現的奇異景象。
應該説日本方面肢解中國、佔領中國的計劃從來就不是草率和簡陋的。從甲午戰爭前後它在中國做的大量細緻情報工作和在國內完成的周密軍事準備，可見一斑。20世紀30年代前後，從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萬寶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變，從1932年“一二八”事變到1935年“張北事件”再到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一直在通過不斷地製造危機和利用危機，有條不紊地向預定目標節節推進。
但這一輪它錯了。它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以為歷史會簡單重復，以為還會像甲午戰爭消滅大清北洋水師和擊潰清朝陸軍就可獲得豐厚的割地賠款一樣，只要擊敗蔣介石的中央軍就可征服中國。這是它最主要的戰略盤算。它沒有想到面前出現一個全新力量：中國共産黨，沒有想到這個黨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的民眾，為侵略者壘起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山。
“七七”事變之前，日本統治者以為三個月滅亡中國，他們只看到了中國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變發生20多天后的1937年7月31日，蔣介石對身邊親信透露“可支持六個月”，他也只看到了國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資源。
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則是看到了中國民眾中蘊含的巨大能量。弱國要不被消滅而且戰勝強國，必須動員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民眾、依靠民眾。只有全民動員起來，進行人民戰爭，才能持久抗戰，打敗日本侵略者。
日本發動的入侵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銳化，大大超越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為動員各階層民眾開闢了全新廣闊空間。著名科學家錢偉長的經歷就十分典型。錢偉長1931年以中文、歷史雙百成績，被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中央大學五所名牌大學同時錄取。但同年9月發生“九一八”事變，他從收音機裏聽到這個消息後拍案而起：“政府講不要抵抗，因為人家有飛機大炮。我聽以後火了，下決心。我説我要學飛機大炮！”錢偉長極具文史天賦，但物理只考了5分，數學、化學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沒學過是0分。為了內心這個願望，他極其刻苦。五年之後，他以優異成績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抗日的願望，把本該成為文史學家的錢偉長變成了現代中國力學之父。
錢偉長是一代知識分子的縮影。“黃河之濱，集合着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抗戰時期，出現了一股知識分子加入抗日隊伍的潮流。1937年“七七”事變後，從西安到延安的幾&&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結隊的男女知識青年奔赴延安。1943年12月，任弼時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説：“抗戰後到的知識分子總共有4萬餘人。”這是土地革命戰爭中從未有過的景象。知識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隊伍素質，增強了國人信心，拓寬了發展前景，為奪取抗戰勝利做出重要貢獻。
中國最廣大的地區還是農村，最眾多的民眾還是農民。開闢與發展農村抗日根據地，是真正動員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民眾、依靠民眾與日本侵略者持久作戰的核心與關鍵。隨着戰場上國民政府軍隊節節後退，八路軍、新四軍堅決向敵後挺進，先後在華北、華中和華南的廣大農村建立了眾多抗日根據地，到1940年已經擁有一億人口。日本侵略者完全沒有想到要面對兩支性質完全不同的軍隊，面對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戰場。戰爭初期，日軍全力以赴進攻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軍隊，基本不把共産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放在眼裏。隨着越來越深入中國土地，情況變化越來越出乎他們的預料。
1939年12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説：“華北治安戰的致命禍患就是共軍。只有打破這個立足於軍、政、黨、民的有機結合的抗戰組織，才是現階段治安肅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時，日軍已有9個師團和12個旅團被釘死在華北，嚴重牽制了日軍兵力，消耗了日本國力。敵後戰場全民皆兵，全民參戰，軍民一致打擊侵略者的狀況，令日軍震驚不已。其《華北治安戰》中記載：“居民對我方一般都有敵意，而敵方工作做得徹底，凡我軍進攻的地區，全然見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帶路人、搬運夫、以至收集情報都極為困難。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徹底，掃蕩搜索隱蔽物資，很不容易。”日軍第一軍參謀朝枝回憶：“(在百團大戰中)八路軍的抗戰士氣甚為旺盛，共黨地區的居民，一齊動手支援八路軍，連婦女、兒童也用竹簍幫助運送手榴彈。我方有的部隊，往往冷不防被手執大刀的敵人包圍襲擊而陷入苦戰。”日軍獨立混成第三旅團報告冀南作戰的遭遇：“兩名特務人員捉到當地居民，令其帶路，當接近敵村時，帶路的居民突然大聲喊叫‘來了兩個漢奸，大家出來抓啊！’”“岡村支隊的一個中隊，當脫離大隊主力分進之際，帶路的當地居民將其帶進不利的地形，使我陷於共軍的包圍之中。”
這正是毛澤東所説的：“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是共産黨的法寶。《華北治安戰》評論：“共軍與民眾的關係，同以往的當政者不同。中共及其軍隊集中全力去了解民眾，爭取民心，不但日本，就連重慶方面也遠遠不能相比。”日軍山口真一少尉與國共兩黨的軍隊都打過仗，對於兩種完全不同的作戰方式，他的比較與總結是：“對神出鬼沒的共軍每天都要進行神經緊張令人恐怖的戰爭，不如打一次大規模的戰鬥反倒痛快。其後我參加過老河口作戰，我回憶在中國四年之中，再也沒有比駐防在(冀南)十二里莊當隊長時更苦惱的。”
一個真實的故事，就發生在山口真一少尉駐地不遠的邯鄲西部山區一個村莊。
那天事情發生得突然，孩子們正在追逐玩耍，不知從哪冒出來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圍了。好幾個正在開會的區委幹部來不及走脫，都被困在村裏、混在鄉親裏面。這是一個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5000人中，有1000多個孩子。日本人選中了突破口。他們拿出糖果，一個一個地給，“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隨便指指哪一個不是村子的人”。沒想到的是，1000多個孩子沒有一個接糖。把攥緊的手掰開，將糖硬塞進去，手像推火炭一樣把糖推出來，又重新緊緊攥上。日本人的糖掉在滿是灰土的地上。幾十年過去，有人問當年其中的一個孩子：“你們咋那麼大膽？真的一點不害怕？”已經白髮蒼蒼的這位老者回答：“誰也不是銅澆鐵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漢奸了。”
老人沒有多少文化，不會形容誇張，講起來平平淡淡。他和他當年那些小夥伴憑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道德，憑莊稼人做人的直覺，在大災難面前堅守着那個棒子面窩頭一樣粗糙無華的意識，“一接，就成漢奸了”。這種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懾是如此強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蓋都無可奈何。這些孩子讓人感慨不已。1000多個孩子同住一村，少不了打架鬥毆，相互間頭破血流。但在支起來的機槍和塞過來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漢奸了”這一結論上，他們無人教導、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這是一代又一代遺傳下來的基因，一種不需言傳的民族心靈約定。按照過去的話説，即所謂的“種”。1000多個孩子，個個有種。任何一個民族，都不乏積蓄於生命中的火種。共産黨群眾工作的關鍵，就是激發這些火種。點燃它，這個民族就不會墮落，不會被黑暗吞沒，不會被侵略者征服。
這也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悲劇所在：不但要面對蔣介石領導的正面戰場，還要在毛澤東領導的敵後戰場面對覺悟了的、開始為捍衛自身利益英勇戰鬥的千千萬萬普通民眾，如毛澤東所説“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
“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
中華民族百年沉淪，曆盡苦難。
拿破侖説：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它醒來世界會為之震顫。
拿破侖的意思是：這頭獅子最好不要醒來。
事實上這頭獅子也一直在沉睡，長期沉睡。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林則徐、魏源企圖喚醒這頭獅子。林則徐交代魏源寫《海國圖志》，已經萌生要將中國改造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思想，但在中國沒有引起反響。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書籍傳到日本，卻引起了強烈震動，成為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推手。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遠遠超過中國。
驚醒這頭睡獅，還需要更慘痛的失敗。
這一失敗來了：1894年甲午戰爭。北洋水師灰飛煙滅。傳統印象中的“蕞爾小邦”日本也能強令中國簽訂《馬關條約》，獲得空前的割地和賠款。
梁啟超説：喚起吾國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
睡獅開始覺醒。覺醒進程仍然是一個數十年的歷史過程。
甲午戰爭後1895年康有為的“公車上書”，標誌着中國官僚士大夫階層的覺醒。這個階層一些人已經開始認識到整個國家出了問題，必須加以解決。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則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以傳統“世外桃源”為樂趣的這個階層，通過“內懲國賊，外爭國權”，全面參與到國家政治歷史的進程之中。
1937年的全民抗戰，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覺醒。日本侵略者佔中國的地，殺中國的人，屠中國的城，對準整個中華民族而來，使這個民族第一次沒有階級之分、沒有地域之隔、沒有統治與被統治之嫌，“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結成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榮辱共同體，築起國家與民族新的血肉長城。
沒有最慘痛的沉淪，就沒有最輝煌的崛起。代價是極其巨大的。八年抗戰，全國軍民死傷3500萬人，有形財産損失6000多億美元，無形財産損失不計其數。在這一飽受苦難的進程中，民眾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的進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
1937年抗戰開始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周佛海説了一句話：“中國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和日本比擬，戰必敗。”
這個問題已經由艱苦卓絕的抗戰勝利做出了回答。當了漢奸的周佛海被南京高等法院判處死刑，經蔣介石簽署特赦改判無期，1948年病死獄中。
1938年抗戰最艱苦階段，史學家蔣廷黻在其著作《中國近代史》中發出另一個設問：“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回答這個問題的資格，只有留給中國共産黨人了。
為了民族的生存、發展、繁榮、昌盛並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必須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肌體上，構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國家。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是這一艱難探索的起始。30多年的實踐證明，它不穩定、不持續、不繁榮，最終既無法完成救亡，也無法完成復興。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能夠穩定、持續、繁榮、完成民族救亡與民族復興雙重歷史使命的政權和國家體制。
1949年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産黨人通過犧牲奮鬥、為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獻上的一份大禮。新中國不但從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跡，而且從根源上清除了社會“一盤散沙”的渙散狀態，中國人民被前所未有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持續、穩定、繁榮、昌盛，能夠完成救亡與復興雙重使命的現代民族國家。今天回顧可以清晰地看到，沒有民族危亡中實現的民族覺醒，沒有全民抗戰中結成的民眾組織，沒有反抗侵略中錘煉的戰鬥隊伍，這一勝利不會這樣快就到來。
抗日戰爭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中華民族由衰敗到復興的轉折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1840年開啟的民族救亡命題的標誌性終結，又是民族復興命題的標誌性起始。美國人布魯斯·拉西特和哈維·斯塔爾在《世界政治》一書中説：“歷史上，大多數國家都是在戰爭的經歷中形成的。”中國概莫能外。用我們自己的話説就是“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所説的“一般來講，大國的標誌是有能力打贏戰爭”，同樣講得很好。正是萬眾一心、共赴國難的抗戰勝利，使中國開始進入大國之列。中國人民在抵抗外來侵略中表現的深刻的民族覺醒、空前的民族團結、英勇的民族抗爭，是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也是今天和今後繼續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關鍵性支撐。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説：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這説出了100多年來所有中國人的心聲。就如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3月在巴黎紀念中法建交50周年大會上講的那句話———“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