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阿爾茨海默病（AD）已成為導致老年人失能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中，AD的患病率達3.9%。作為一種致命性且不可逆的神經退行性疾病，AD一旦進入中晚期，不僅將極大降低患者生活質量，産生長期照護成本，也會給家庭、醫療體系、社會帶來多重負擔。

  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神經內科主任醫師陳曉春&&，AD如今已經成為繼心腦血管疾病、惡性腫瘤、慢性呼吸疾病、糖尿病與代謝性疾病之後，第五大嚴重影響公眾健康的慢性疾病。患者在患病之後，平均8～10年會喪失生活能力。當AD突破輕度認知障礙階段進入中晚期，記憶宮殿的崩塌不再局限於近期事件遺忘，患者甚至喪失基本生活能力，構成環環相扣的照護難題。

  我國非常重視AD的診療發展。去年底，國家衞生健康委等15部門聯合印發《應對老年期癡呆國家行動計劃（2024—2030年）》提出，到2030年，癡呆防控科學知識基本普及，老年人認知功能篩查全面開展，老年期癡呆風險人群得到早期干預，規範化診療機制更加完善。

  站在老齡化社會的門檻上，AD防控已不僅是醫學命題，更是關乎社會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課題。由於AD的病理改變在臨床症狀出現前的十餘年就已經開始，這也為臨床干預提供了戰略緩衝的寶貴時間。

  陳曉春主任認為，AD防控管理需要把握早診早治的“黃金窗口期”，突破性的創新療法逐漸推動疾病防控從被動治療轉向主動干預。值得關注的是，當創新診療手段能夠在疾病早期延緩並控制病情進展，如果因價格和報銷門檻被擋在臨床之外，失去的不只是單個患者的治療機會，更是整個家庭和社會控制疾病負擔的戰略機遇。

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神經內科主任醫師 陳曉春

  對話：

  阿爾茨海默病（AD）在國內的發病情況如何？為什麼早診斷、早治療非常重要？

  陳曉春：阿爾茨海默病（AD）是老年群體最常見的癡呆類型，佔老年癡呆的50%-70%。然而，我國大多數阿爾茨海默病患者通常在出現記憶和思維問題很久後才被發現。

  AD發展軌跡猶如倒置的沙漏，早期症狀隱匿難察，中晚期則呈爆發式惡化，最終將患者、家庭乃至整個社會拖入照護困境。數據顯示，2015年，AD患者年均費用是人均GDP的2.4倍，社會經濟總成本高達1,677.4億美元，佔我國當年GDP的1.47%。單個患者的經濟負擔已遠超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隨着我國人口老齡化加劇，患病人數持續增長，累積負擔也迅速上升，將形成沉重的社會成本壓力。

  目前，心腦血管疾病、惡性腫瘤、慢性呼吸疾病、糖尿病與代謝性疾病作為“四大慢病”被列為疾病防控的重點，我們一直強調AD需要得到同樣的重視，因為該病往往導致患者在病程後期發生失智失能，給家庭照護帶來巨大壓力。因此，要想更好地防控AD，需要通過早期篩查、早期診斷，進而早期干預。如果將患者維持在輕度認知障礙（MCI）和AD輕度癡呆階段，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沒有受到嚴重影響，基本可以自我照護，這將極大減輕患者、家庭和社會的壓力。

  阿爾茨海默病（AD）在國內的早診率如何？患者和家庭存在怎樣的痛點和挑戰？

  陳曉春：AD早診早治生態系統的建設非常重要，只有將這個體系逐步搭起來，患者才能真正從中受益，照料者的負擔也能減輕，整個社會的成本也會隨之降低。現在的醫生也越來越重視早期篩查、早期診斷的問題。

  我們在多個社區試點篩查過程中發現，我國AD早診率和輕度認知障礙(MCI)就診率仍然較低，這一現狀與多重因素有關。最大的痛點之一仍然是公眾對疾病本身的認知存在不足，很多人看到老人記憶力減退或性格變化，往往將年齡大了“老糊塗”歸為正常，最後等到患者就診時已經進入中晚期。

  在臨床實踐中觀察到，早期阿爾茨海默病就診率為28.6%，輕度認知障礙就診率僅為2.8%， 95%的患者一經確診即為中晚期，喪失了獲得早期診療的機會。相關研究顯示，患者處在輕度癡呆階段時，神經元損害已經超過50%，中度的神經元損害就可能超過80%，重度的神經元損害甚至可能超過90%。阿爾茨海默病到了重度就沒有辦法挽回了，任何治療手段都無法讓患者回歸到日常生活可以自理的程度。

  除此之外，中晚期患者常會因為走失而溺亡或發生其他意外死亡，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長期臥床也容易導致諸多併發癥，如肺部感染、肌少/肌弱症、深靜脈血栓、褥瘡、泌尿系統感染等，這些均為中晚期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有流行病學調查數據顯示，中重度AD診療費用數倍於MCI或輕度AD。這也反映出把握AD早期干預的窗口期至關重要，越早干預，越早獲益，越能夠有效控制醫療負擔，越有長期價值。

  關注輕度認知障礙（MCI）的干預，如何做到阿爾茨海默病（AD）患者早期的精準診斷？

  陳曉春：實現早期精準診斷需構建三級預防體系。國家衞生健康委等 15 部門聯合印發的《應對老年期癡呆國家行動計劃（2024-2030年）》中，從國家層面給出了戰略性指導。其中，也明確要求推進65歲及以上老年人認知功能初篩。

  初級篩查依託社區衞生服務中心，通過量表進行快速認知評估，結合數字化工具提高篩查效率，眼動分析、語音分析等診斷模型，也能夠助力“無創、快速、低成本”的AD早期篩查。

  對可疑病例，患者可以進一步進行神經心理學測評、血液生物標誌物檢測，比如説磷酸化Tau 217（p-Tau217）、p-Tau181，血漿Aβ42和Aβ40的比值等，以及腦脊液生物標誌物或者分子影像等明確病理改變。

  技術創新是突破診療瓶頸的關鍵。如果通過篩查證實患者處於MCI或者輕度癡呆階段，患者可以接受靶向治療，也就是疾病修飾治療（DMT），通過靶向清除β-澱粉樣蛋白（Aβ）斑塊，可有效減緩神經元損傷。這些進展都將進一步推動AD診療模式從被動治療向主動干預轉型。

  早期干預和治療阿爾茨海默病（AD）是否能夠改變疾病軌跡？這樣的改善是否有利於健康和經濟的獲益？

  陳曉春：早期干預AD的核心策略是減緩患者進入癡呆狀態的進程，相當於盡量拉長時間，讓患者能夠更好地維持生活自理功能狀態，有效延緩疾病進程，獲得更長時間的獨立能力與生活尊嚴。

  目前已獲批的DMT療法均為靶向Aβ的單抗藥物。臨床試驗證實,有已獲批的Aβ的單抗能夠降低AD患者進展到中度癡呆的風險,並幫助輕度認知障礙患者在喪失獨立能力前挽回長達約3年的獨立生活時間。並且，當腦組織的Aβ負荷降低到目標值，就可以考慮停藥。停藥期間可以繼續保持觀察和隨訪。目前，相繼發布的指南和專家共識均推薦符合條件的早期AD患者使用Aβ單抗藥物進行治療。

  從經濟層面看，2015年中國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年均費用就已達到了1.1萬億人民幣，中度、重度AD的總成本是輕度AD的1.3、2.1倍。對阿爾茨海默病而言，公眾對早期干預的認知和行動力不足，容易錯過治療的“黃金窗口期”。所以，早期干預和治療是一種短期且有效的“必要手段”，將端口前移，使患者及其家庭可以得到更長期的獲益。

  阿爾茨海默病（AD）創新療法陸續獲批，新藥物推動臨床走向疾病修飾治療（DMT）時代，給國內診療實踐帶來了怎樣的變化？

  陳曉春：過去，AD治療以膽鹼酯酶抑製劑、NMDA受體拮抗劑為主，僅能暫時緩解症狀，無法改變疾病進程。隨着創新藥物獲批，以抗Aβ單克隆抗體為代表的DMT療法成為重要的治療手段之一。

  如今，AD的治療目標從控制症狀升級為修飾疾病，從被動治療轉向主動干預，未來的AD治療也會走向多靶點聯合治療，甚至基因、疫苗、幹細胞等創新療法會進一步推動AD治療朝着“綜合干預”方向發展。我們期待可以有更多突破性的治療方式，可以讓患者獲益更大。

  疾病修飾治療（DMT）藥物適應證明確，這類藥物儘早實現可及與可負擔，對減輕阿爾茨海默病（AD）患者、醫療機構負擔，緩和醫保基金壓力，具有怎樣的意義？

  陳曉春：隨着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將來很多家庭都可能遭遇到AD的疾病問題，應當把AD防控作為重要的公共衞生問題給予重視，將AD納入疾病診療“特殊病種”，提高患者早期階段就診率，減輕患者經濟負擔。此外，AD中晚期病人的長期照護保險非常重要，獨生子女在未來可能要面對照顧四個甚至更多老人的情況，如果家庭中有老人進入癡呆階段，獨生子女將不堪重負。

  在藥物方面，現階段單克隆抗體對減緩AD疾病進展具有效果。醫保有必要盡快將這些藥物納入報銷範疇，哪怕是給予部分比例的報銷。這些藥物能夠加速可及、合理使用，就可以更早地産生積極的正面效應，有效減輕AD患者和家庭的負擔。因為疾病一旦發展為中重度，將來需要承擔的直接和間接成本壓力會更大。尤其是老齡化程度高的國家，如日本已將Aβ單抗納入醫保，積極應對老齡化帶來的影響。

  對我國而言，我們應該對AD這種會對重大公眾健康和社會經濟發展疾病造成重大影響的疾病給予更多支持和關注，把醫保資源用在刀刃上應對老齡化加速的影響，助力健康中國2030。（范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