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0月31日電 應韓國總統樸槿惠邀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于10月31日至11月2日對韓國進行正式訪問。訪問期間，他將與日、韓領導人共同出席在首爾舉行的第六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這是時隔3年後，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再度重啟。

　　作為三國之間的合作機制，中日韓合作始于何時？如何發展？其間，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如何形成，曾因何而中斷，如今又因何而重啟？新華國際客戶端為您一一盤點。

　　【脫胎于東盟“10+3”領導人會議機制】

    中日韓三國同處東北亞，互為近鄰。三國合作是東亞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日韓合作機制始于上世紀90年代末。最初的合作是在東盟的框架內進行。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應對金融危機，1997年12月，在東盟成立30周年舉行的東盟首腦非正式會議上，中國、日本和韓國領導人首次應邀出席會議，從而形成東盟與中日韓（“10＋3”）合作機制。

　　1999年11月28日，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馬尼拉出席第三次東盟－－中日韓領導人非正式會晤。這是會晤前領導人合影。（新華社記者劉建生攝）

　　1999年11月，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日本首相小淵惠三、韓國總統金大中在菲律賓出席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期間，出席了中日韓領導人非正式早餐會，啟動了三方在“10+3”框架內的合作。

　　2000年11月，三方領導人在早餐會上決定，利用每年出席東盟係列峰會的機會舉行非正式三邊會晤，從而確立了中日韓領導人“10+3”框架內的定期會晤機制。此後，中日韓領導人每年在東盟係列峰會期間舉行會晤。

　　2000年11月24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出席在新加坡舉行的中日韓領導人早餐會，日本首相森喜朗（左）、韓國總統金大中（中）參加。（新華社記者蘭紅光攝）

　　2003年，三國領導人在第五次領導人會晤中共同簽署並發表了《中日韓推進三國合作聯合宣言》，這是三國領導人首次就三國合作發表共同文件，初步明確了三國合作的原則和領域，並決定成立三方委員會總體協調三國合作，標誌著三國合作進入新階段。

　　從1999年至2007年11月，三方領導人舉行五次會晤，三次會議。其間，因2005年日本首相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三國領導人的第七次會議被迫推遲，2007年1月在菲律賓宿務恢復舉行。在本次領導人會議上，三國領導人發表《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聯合新聞聲明》，決定建立三方外交高官磋商機制，就三國間重大的政治、外交課題以及重大的國際和地區問題進行溝通和協調。

　　2007年1月14日，第七次中國、日本、韓國領導人會議在菲律賓宿務舉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韓國總統盧武鉉出席會議。溫家寶主持會議。（新華社記者姚大偉攝）

　　【獨立于東盟“10+3”領導人會議之外】

　　隨著中日韓三國間合作迅速發展，日韓兩國、特別是韓國積極主張在東盟框架外單獨召開三國領導人會議。2004年，韓國率先提出這一建議。2007年11月，在東盟和中日韓（“10＋3”）框架下，中日韓領導人舉行第八次會議時決定加強三國間政治對話與磋商，適時舉行三國領導人不定期會議。

　　2008年12月13日，中日韓三國在日本福岡舉行首次“10＋3”框架外領導人會議。三國決定在保留東盟和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期間會晤的同時，將三國領導人單獨舉行會議機制化，每年在三國輪流舉行。此後，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從2008年12月至2012年5月，共舉行五次會議。

　　2012年5月13日，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會議，韓國總統李明博、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與會。（新華社記者 黃敬文攝）

　　此外，三國還建立了科技、資訊通信、財政、人力資源、環保、運輸及物流、經貿、文化、衛生、央行、海關、智慧財産權、旅遊、地震、災害管理、水資源、農業、審計等18個部長級會議機制和60多個工作層磋商機制。

　　2011年9月1日，三國合作秘書處在韓國首爾成立。秘書長由三國按韓日中的順序輪流提名任命，任期兩年。秘書處主要職能包括為三國領導人會議、外長會議、各領域部長級會議等磋商機制提供行政和技術支援，同三方及其他國際組織溝通協調，探討並確定可行的三國合作項目，評估合作項目並起草年度進展報告等。　　

　　【中斷于日本右傾化言行】

　　十多年來，中日韓合作為促進三國各自發展、促進東亞合作作出了積極貢獻。但遺憾的是，過去幾年，由于日本在領土問題、二戰歷史等問題上挑戰中國和韓國的底線，中日韓合作受到嚴重幹擾。

　　這是2012年9月14日，中國海監15船抵達釣魚島海域，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附近海域進行維權巡航執法。（新華社記者 張建松攝）

　　2012年9月，日本野田政權宣布“購買”釣魚島及其附屬的南小島和北小島，強行推行釣魚島所謂“國有化”，致使中日關係急劇惡化。同年8月，韓國時任總統李明博登上獨島（日本稱“竹島”），導致日韓對立。此外，由于安倍政府上臺後在歷史認識問題上錯誤言行不斷，日中、日韓關係對立加劇。因此，當年5月在北京舉行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後，三國領導人會議機制陷入停滯，許多民間交流活動一度中斷。

　　國際專家普遍認為，這主要原因歸結于日本政府。韓國《中央日報》中國研究所所長韓友德説，韓國與日本之間的獨島（日本稱“竹島”）問題、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釣魚島問題、“慰安婦”問題等是阻礙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主要因素。

　　2015年9月17日，在美國舊金山巿政廳內舉行的聽證會上，兩名志願者安慰韓國“慰安婦”幸存者李容洙（中）。新華社發（劉藝霖攝）

　　一些日本學者也指出，日方應當對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中斷負主要責任。日本國立山口大學副校長纐纈厚説，近年來，三國在領土、“慰安婦”等問題上一直未找到突破口，這是導致領導人會議中斷的主要原因。

　　【重啟于三國的共同意願】

　　中日韓合作是東亞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區域合作的重要驅動力。中日韓合作領導人會議之所以能夠重啟，得益于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領導人會議重啟符合三國和本地區的共同利益。中日韓三國是亞洲重要國家和東亞主要經濟體，肩負著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的重大責任。在當前國際形勢復雜敏感、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時隔三年再度恢復，加強三國合作對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帶動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領導人會議之所以能夠重啟，得益于三方都有恢復對話的意願，特別是東道主韓國的積極斡旋。在日本，安倍面臨著國內國際雙重壓力，要求他改善與鄰國的關係。由于關係惡化，中日間多個交流對話機制被中斷，兩國經貿合作也陷入低迷。韓國方面從2012年會議後就擔任三國合作協調國至今，也希望會議能夠重啟。與此同時，考慮到三國的高度相互依存和三國合作對地區和平、穩定、發展的重要性，中方也是同意恢復這一機制的。

　　第三，合適的政治氣氛也是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得以恢復的重要條件。

　　一方面，中韓關係和雙邊經貿合作加速發展。兩國元首于2013年和2014年實現互訪，並在國際多邊場合頻繁會晤。今年6月中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為兩國企業經貿合作帶來巨大機遇，也為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另一方面，2014年下半年以來，中日關係有所回暖，成為會議得以重啟的一個基礎。

　　2014年11月7日，國務委員楊潔篪在北京與來訪的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舉行會談，中日就處理和改善中日關係達成四點原則共識。雙方在承認圍繞釣魚島等東海海域有不同主張的同時，同意利用各種多雙邊渠道逐步重啟政治、外交和安全對話，努力構建政治互信。

　　同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會見了來華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安倍。

　　今年3月，三國在首爾舉行第七次中日韓外長會，決定在此次會議成果基礎上，為在三國均方便時盡早舉行三國領導人會議而繼續努力。三國經貿、金融、文化、衛生、旅遊、環境等各部門也舉行了一係列部長級會議。中日韓合作勢頭逐步恢復。

　　2015年3月21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首爾同韓國外長尹炳世、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第七次中日韓外長會。（新華社記者姚琪琳攝）

　　領導人會議重啟為三國提供了直接接觸和交流的機會，是有益和必要的，但不能指望一次會議就解決所有問題。恢復中日韓領導人對話機制，維持三邊合作關係對世界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中日韓應彌合分歧，拉近關係，面向未來，特別是促進年輕一代加深彼此了解。（編輯王龍琴，新華國際客戶端報道）